传统制造业告别“黄金年代” 向越南、非洲转移

　　到越南去，到非洲去！面对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制造商们开始了又一轮的迁徙。

　　制鞋行业是廉价的“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从台湾（中国，以下均此）到内地，这个行业经历了两个“黄金年代”，但现在已经到了要和“黄金年代”说再见的时候了。

　　从日本到中国

　　1988年，42岁的制鞋工程师蔡慧星从台湾鹿港登上货轮，经金门、香港、广州，辗转来到福建晋江。当时货轮上的集装箱里，除了制鞋设备，还有大米、快速面、酱油和味精。

　　蔡慧星受雇于台湾宝成公司。他的先祖是晋江人，成年后，蔡慧星在祖父的墓碑上看到“晋江青阳”的字样，才知道自己在内地还有亲戚。他的先祖大约是在郑成功时代渡过台湾海峡的。

　　蔡慧星属于台湾社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阶段出现的第一批产业工人。1969年，他从台湾军队退役后进社会找工作，正赶上日本企业到台北胜益橡胶公司搞技术培训，他就跑去当了一名学徒工，就这样一直干到2006年退休。他和鞋子打了近40年的交道。

　　在亚洲，制鞋行业肇始于日本，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个行业慢慢从日本转移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当时的台湾胜益橡胶公司，蔡慧星的师傅是来自日本三洋、三菱等商社的技术人员。这些商社为了向台湾企业推销合成橡胶等华工原料，顺便教会了台湾人怎么用合成橡胶做鞋底。从日本人那里，蔡慧星知道了什么叫EVA发泡，以及发泡剂的配方。胶鞋对台湾鞋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突破，在蔡慧星的少年时代，他穿过的鞋只有布鞋、木屐和皮鞋。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的鞋业在台北县开始起步，然后，慢慢从台湾北部转移到台中。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台湾富豪、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进入了做鞋用的PVC乳胶皮生产行业。在这个行业里，王永庆挣了很多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PVC大王。

　　由于岛内市场狭小，台湾人做鞋，一开始就是以做贴牌为主。不过在行业的早期，韩国鞋厂的规模比台湾鞋厂要大得多，海外贸易商的单子，大单都被韩国人拿去了。这种情况和20世纪90年代内地的情形类似，加工大单都落在了规模更大的台资企业手中。

　　运动鞋是台湾制鞋行业的成就之一。今天这种形态的运动鞋是到1985年左右才开始在韩国和台湾出现。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是台湾鞋业的黄金时代。但到了1990年以后，台湾鞋厂的老板们发现，鞋子已经没法在台湾做了。蔡慧星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初，自己的月薪大约是2000台币，到80年代，已经增加了近十倍。鞋厂的成本压力显而易见。于是，从1985年开始，他开始随台湾的鞋厂老板们离开了台湾。

　　宝成等台资企业向内地的迁移，对内地的制鞋行业来说意义重大。在宝成进入内地10年后，内地的运动鞋行业迅速发展，如今，世界上60％的运动鞋都产自中国内地。在运动鞋加工业内，三家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宝成、清禄、丰泰，都来自台湾，尤其是宝成，这家由台湾教师蔡其瑞在台湾鹿港创办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加工商，在中国内地、印度、菲律宾等地拥有100多条生产线，年产运动鞋达1亿双。在规模方面，台资企业已经超过了韩国企业。

　　告别“黄金时代”

　　和内地数千家运动鞋生产商的品位不同，宝成等台资企业服务的对象都是世界一流的品牌，他们的客户主要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PUMA等品牌。众多的内地当地的鞋厂只能给国际二线品牌打工。但饶是如此，这个优势对台资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值得倚重。近年，宝成集团已经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转向。

　　从2003年开始，宝成集团大举进军计算机行业。当年，宝成和海尔合资，成立了海成（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同年，宝成还向主机板制造企业精英电脑注资，成立了讯宜国际，帮助精英电脑迅速扩张。而在天津，宝成甚至进入了海水淡化领域。“就算宝成的利润比内地的当地企业高，他们也不能一直做鞋了，这个行业终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蔡慧星说。

　　蔡慧星还认为，如今内地的情况已经和当初的台湾类似，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了。在宝成集团，制鞋主业有相当部分也已经从东莞、昆山等地转移到了比内地沿海用工更便宜的地方。印尼、越南和内地的江西省如今都有宝成的鞋厂。将来可能跑到印度去。蔡慧星得到的消息是，接下来，宝成的鞋业部门很可能会投资印度。

　　“在福建的运动鞋产区，工人的人均月薪已经达到了1500元，只要再过两年，很快就会达到2000元。人工的成本，很多当地企业已经无法承受。”蔡慧星说。

　　除了用工成本，自2004年以来，整个制鞋行业还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工荒。在福建晋江，记者见到了四川阆中人赵海东。从2004年开始，每次回家探亲，身为车间主任的赵海东就从老板那里领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帮厂里带几个工人来。

　　赵海东的使命完成得很不理想，回老家后一个人也没招到。

　　另一家福建鞋厂的老板亲自出马，前往内地招工。在招聘会的形式上，这位老板还搞了点创新，已不是在某个城市设一个招工摊位，而是深入到农村的各个乡镇，深入到村。结果，他依次把闽西及江西、安徽、四川等省份都走个遍，远没有完成任务，公司要招到1200多人，只来了300多人。 这位老板的印象是：“内地工源的存量已经不多了。”

　　当然，他在内地一些职业学校看到的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四川，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吃香。江苏、浙江一带的企业带走的学生往往是两三年前预订的。和去当地招工的福建鞋企不同，江浙企业往往是高科技企业。四川邛崃某职业学校为苏州某笔记本生产商定向培训学生，学校每培训一个，企业付1000元。这使他颇为感慨，如今形势已不同了。

　　2004美元以后

　　在如今的内地，对海外投资的政策已经很明确，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设厂。在成本优势开始丧失后，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成了新的选择。今年上半年，莫桑比克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提高最低月工资标准：工业、商业与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最低月工资为1645.21梅蒂卡尔（按现行汇率约合62美元），农业从业人员的最低月工资为1126.18梅蒂卡尔（约合43美元）。这一决定自今年4月1日起实施。 反观中国内地，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上海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690元提高到每月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每小时6元提高到每小时6.5元，2006年进入第三季度的第一天，北京市是640元。以此看来，中国内地和非洲的用工成本，确实还有相当空间。“比较优势”已经更多属于非洲了。

　　“廉价劳动力只是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很多国家都走过这条路，像二战后初期的日本，那时也是美国的廉价加工区；中国台湾后来也是日本的廉价加工区，后来就轮到中国内地，这只不过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台湾声宝集团总裁陈盛对记者说。他认为，使用廉价劳动力只是一个开始，并非一劳永逸，现在看来，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的民生，已经没有多大好处了。进入非洲的理由很简单。“比较低层次的加工业，往中西部转移主要是提高就业率，而往国外转移还能占领那里的市场。”至于，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通过在当地制造商品来占领市场，更是破解难题的好方法。

　　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2004美元。陈盛已经看到，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比较优势已经快走到尽头。“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这种发展方式就已经走到了头。各国的经验是，从2000美元到5000美元，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出口市场上，产自中国内地的廉价工业品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陈盛的破解之法“进口替代”。“中国内地的外贸额已经接近2兆美元，如果出口继续扩张的话，就会受到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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