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首先是为了满足一下个人的虚荣心。我发现,教育部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前些天发布的171条汉语新词语中,“学术超男”名列其中,而这个词语,貌似我的“发明”。至少,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更早使用这一词语的相关证据。
2006年6月9日,我在《新京报》发表的《俗点,再俗点!》一文,率先提到“学术超男”一词。我注意到,2004年俨然内地大众造星运动的新开端。那一年差不多同时,超级女声“粉墨登场”,央视《百家讲坛》则进行改版,成为超级女声“学术版”。在这个意义上,我将阎崇年、刘心武和易中天等大众学术明星称为“学术超男”。这篇文章还在《深圳商报》等媒体刊登过。而一个多月以后,这一词语才上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学术超男”是我的“首创”,倘若没有周刊的传播,也不太可能成为当年热门关键词,遑论收入新词选目。这年头,乱造新词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会写几个字的,都有造词的能力和权利。比如,有些作者为了让文章有点新鲜感,往往采用这种陌生化策略,为陈旧观点戴上花哨的“词语帽子”(瞧,这也是新词)。
报纸杂志也是“造词运动”的始作俑者。有一家知名周刊,每期杂志几乎无新词不欢,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吸引读者眼球。市面上那些翻译图书,佶屈聱牙的新词也是层出不穷,让人头痛不已。还有那些“网语”,更让人眼花缭乱。最近成为谈资的所谓“火星文”,实为新词泛滥的一种表征。
虽说新词语往往反映新思潮或新现象。不过,当造词成为一种大众时尚,新词语的实际价值往往需要重新审视。而有关部门这么快地收编新词,并试图将其纳入语言管理规范,也就难免失之草率。
在我看来,未经省察的“词语”没有价值。从前述词语产生的机制和背景来看,新词流行也快,消失也瞬。试问,现在谁还记得“布波族”这个曾经“当红”的词语?再说这“2006年汉语新词语选目”,连我这个每天上网数小时的老网虫,对其中大多词语都不明就里。比如我知道“房奴”,但从来不知“白奴”;我知道安替(一个网友的ID),却怎么也搞不懂什么叫“笔替”。可想而知,如若不是进入新词选目,这些词语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迅速被遗忘或抛弃。
事实上,这批新词公布后,很多老网友都说看不明白。因此,公布这些新词的目的更让人难以理解。无论作为一种学术成果还是规范性文件,列入词典备选条目的新词都只能是对“既定事实”的一种“官方认可”。换句话说,要么人们耳熟能详,要么是某一领域的习惯用语,才有资格入选。但这批新词却是新鲜得一塌糊涂,以至于许多媒体推出专题、专版进行解释。———有关部门的研究报告,看上去反倒像是借规范之名推广新词了。
说到底,面对新词层出不穷的现状,有关部门沿袭过去收集、分析与收编的词语规范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结果很可能是,以词语规范的形式固化与推广新词语,进而加剧“词语乱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时间来沉淀与过滤时尚,让那些“花言巧语”自然淘汰。换言之,大众可以乱造生词,有关部门却不能随意公布新词。
顺便提一句,有关部门报告中的“语言生活”一词,谁明白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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