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请辞事件”合法面具下的伦理消解

　　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于2008年1月1日实施。而在新法实施之前，华为通过了鼓励员工辞职的方案。今年9月底开始，华为共计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相继向公司提交请辞自愿离职。辞职员工随后即可以竞聘上岗，并将获得华为公司支付的赔偿，赔偿总额高达10亿元。

　　华为的辞职方案瞬间引起社会巨大争议。不少舆论颇为一致地指出，此举无非是对新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技术性回避。高额赔偿，是对劳工权利的赎买，所谓的“自愿请辞”，也不过是资本权力主导的结果。无论赔偿金额多高，员工至少无法拒绝，也不具备赔偿金额的议价能力。权利被赎买，然后全员“自愿请辞”，形式上合理合法，但新法的立法初衷似乎被悬置了。

　　面对新法，一些企业担心今后员工变成甩不掉的“包袱”；然从反向解读，仍可将此种心理视作对附加企业伦理的新法责任之畏惧。因为，新法所谓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要为劳工大众们争取“终身制”。它是在当前员工权利相对贫弱的背景下，对资本权力的一种有效规约，是为企业裁退员工设置了一个公平的底线，并抬高了相应的成本。企业裁员的自由度缩减以及用工签约的规范化，对员工来说既是权利的保障，也是对企业归属感的增加。这些都无损于企业的激励机制，只是将企业放到了一个与员工平等的劳动合同关系中。

　　但是，据媒体报道来看，新法实施在即，类似的企业裁员就纷纷出现了。华为事件，在此背景下也不过是突出的一例。羽良先生在《新京报》撰文指出，华为此举与其他回避新法责任的机会主义并非一致，而是“对劳动者产权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是新法背景下劳资契约的重构。”不过，缺乏劳资平等协商的“契约重构”，难保华为是出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通过“自愿请辞”而化解新法责任，预先弥补将要带来的利益损失。员工虽获得可能是不菲的补偿，但没有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权利的赎买如何确保他们自身满意，乃至要出于真实的自愿？

　　当然，华为此举，可能是许多企业回应新法的纷纷举措中，较为文明的一种，是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本能动作。有舆论给予谴责，也有舆论给予正面阐释。然而，单纯以道义的视角探究华为的孤例，不会有多大意义。“自愿请辞”事件，或可放而大之去审视，即相关配套措施仍需跟进，工会组织、社会保障尚须完善，新法才不致有单兵突进之惑，企业也才不致在合法名义下“巧妙”消解责任伦理。

　　企业的伦理责任不会因企业自愿而附加，反而会因其趋利的本性，被各种经济的手段化之于无形。华为的“自愿请辞”，正是一种资本与法律责任的博弈。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劳资博弈则从来不易，劳方因没有足够对话的能力，面对经济补偿，他们只有“自愿”下去。新的《劳动合同法》，如何减小实施中的社会成本，还有待我们从立法之外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