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谈：分配制度改革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十七大之后的经济大势（5）本报记者 孙东辉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增加财产性收入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有何意义？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对我国经济将产生怎么的影响？本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重在改善民生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一个新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就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我们对此应该怎样理解？

　　王一鸣：这是令人振奋的一句话。提高群众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一直被许多经济学人所呼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被提出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造福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

　　从根本上来看，“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重在改善民生之举。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拓宽，财产性收入将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实证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居民财产快速积累的时期。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我国还将进入一个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时期。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可以让百姓钱包鼓起来，有利于藏富于民，是民众之福。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情况下，如何“创造条件”，才能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王一鸣：“创造条件”可说的很多，我更关注制度层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合法收入，保护合法财产，保护合法产权，公平市场准入，公平市场交易，完善市场监管等，使正当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使合法手段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得到有效保护。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对投资者进行相应的风险教育的同时，要在多元化地拓展投资渠道、提供更多的平台机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上下功夫。

　　通俗地说，财产性收入就是人们投资理财所获得的收益。不可忽视的是，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只有居民收入达到超过日常生活支出的水平，才具有获得财产的可能性。其次是要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最后是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能得到有效保护。

　　重视解决

　　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财产性收入可能产生一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对此您怎么看？

　　王一鸣：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经超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随着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高，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

　　我想强调的是，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形成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机制，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就会加快社会利益分化，处理不当，就可能增加利益纠纷和摩擦，使潜在矛盾显性化。

　　这样，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时，我们还必须正视贫富分化的现实。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应该高度重视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来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如对那些更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而对那些更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的财产性收入宜于采取累进税率等，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收入分配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最大程度地解决上述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这就涉及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十七大在这方面也有新的表述。

　　王一鸣：这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问题不可回避。十七大报告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他方面概括来讲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十七大报告中都有专门阐述。

　　十七大报告在讲到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时，由原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转而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变化，是我们党针对收入分配领域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提出的收入分配的新原则，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还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王一鸣：首先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控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一直为不少学者所呼吁。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份额提高，是导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的深层原因之一。政府所得份额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其次，要调整资本和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初次分配结构。如果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再分配调节是很难矫正这种差距的。在政策上，要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增加工资性支出，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再者，要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要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总之，要通过综合性改革举措，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时报：这对于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否会产生影响？

　　王一鸣：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以及流动性过剩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其深层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失衡，也就是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最终消费的缺口难以通过国内的消费增长来弥补。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投资增长，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能力就要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内需与外需不平衡。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对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起到“治本”的作用。

　　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较大，还需加快推进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型，扩大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要加大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投入，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逐步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也能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