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应对CPI上涨加息是馊主意

　　本报特约评论员 叶檀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了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经过9月份短暂回落后，10月份CPI再次冲上高点，同比上涨6.5%，比9月份的6.2%，多出了0.3%。

　　我们得习惯在高通胀与高增长的环境下生活，原因是经济环境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货币与资源、原材料价格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而以压低生产要素采取低价资源与低工资的办法已经行不通。

　　考虑到中国的就业、城市化等种种社会问题，中国GDP最低必须保证在8%以上，要保证这一发展速度，中国的资源、消费等就会维持大幅增长。据国际能源署近期报告，中国将在2010年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席卷世界的玉米乙醇等生物能源热，以及国际投资者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农产品(25.00,0.00,0.00%)与资源出口国提高出口关税等政策，都对中国资源价格上升形成了压力。而中国资源价格改革也只会推高资源价格的上涨，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今年持续在高位运转，10月份同比上涨3.2%，连续第三个月回升，高于市场预期的3.0%，这说明保持CPI低位的核心工业品价格也将失守，而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以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

　　经济高通胀与高增长并非中国经济特有的现象，后发的国家大多走的是同样的出口拉动经济之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通常对外将面临本币升值压力，对内将要面对通胀高企。

　　加息并非应对这一局面的最佳手段。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目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应对CPI上升有两条路，第一个方法是提高人力成本，加强社会保障，保证分配公平，把物价上升对普通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人均收入能超过CPI的上升幅度，物价的上涨就会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表面上看，物价上涨、收入上涨造成了货币驱动型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但由于人均收入随之上升，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消费能力、生活品质没有随物价上涨而下降，只是消费物价名义价格上涨而不是真实价格上升。

　　目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仍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在收入分配中出现的“二八”现象会导致高收入阶层对于消费不敏感，而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内需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的根本性转变，这既会激化社会矛盾，又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不利。

　　应对CPI上升的第二个方法是在短期资本项目控制的情况下，适当放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目前我国的通胀部分是输入性风险，如以较低的人民币购买国外不断上涨的高价资源，由于资源上涨难以见顶，人为放大了通胀风险，使国外资本分享了最大份额的人民币红利。在资源进口依赖日盛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人民币的价格，对于降低我国工农业生产成本有利。

　　当然，这会造成另一个风险，就是可能引来数以万亿元计的海量国际资金追逐人民币资产，造成人民币在短期内急升，而在国际资金退潮后呈现崩溃性下跌，可能重演东南亚金融风暴那一幕。但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还远未到失控的程度，中国引入的是长期国外资本，政府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过程之中。目前，政府只要在控制住资本项目的情况下，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也能像印度的汇率改革一样取得稳步成功。

　　为了应对CPI而加息是个馊主意，尤其在目前次级债造成全球信贷风险资金无处可去、美元极其疲软的情况下，加息会使人民币洼地积蓄过多的资金之水，同时对于中小企业与普通居民的个人信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对资源性与垄断性企业毫发无损。这既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病症，也不能使民众的生活品质得到保证，更无法解决由基础货币发行而来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加息很可能会使通胀风险扩大而不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