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撰文明确反对港股直通车(图)

　　核心提示："港股直通车"方案公布后港股的急升以及"十一"长假期间国人到香港炒股的积极程度都是我始料未及的。中国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然是国际资本梦寐以求的捕猎对象。在当前情况下，维持资本项目管制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昨天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港股直通车”一旦实施，意味着中国将在资本管制的堤坝上开一个大洞，几万亿资金可能全部流走。他明确反对通过放松资本管制来舒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余永定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我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撰文表明了态度，不赞成"港股直通车"的做法。”自9月初呼吁“资本项目放开应当缓行”以来，余永定就成为“港股直通车”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

　　然而，投资者的狂热与学者的警言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港股直通车”方案公布后，内地资金涌出推动港股急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1月初在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时就表示，开通港股直通车有四要素，目前内地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这使外界对于港股直通车的预期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在本周访问新加坡时，温家宝再次发表了打击地下钱庄，抑制过多资金流入香港的言论。在此背景下，港股近期连现大幅波动。

　　国人疯狂“始料未及”

　　余永定在昨日的文章中指出，“港股直通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人投资境外证券投资项下购汇不受年度总额限制，此举相当于拆除了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防洪堤坝。而目前的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还远未完成，中国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闸门开启后，一旦洪水轰然而出，再想放下闸门就为时晚矣。”

　　余永定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然是国际资本梦寐以求的捕猎对象。如果中国过早放弃资本管制，其结果将是极其危险的。他引用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任志刚所说的观点：罪魁祸首是那少数的对冲基金，它们对香港的兴趣只在于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可以任由他们操控，就如其他人所说，好像提款机一样，随时可以提款。

　　“如果中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未来就难免成为人家的俎上肉与"自动提款机"。相反，只要资本管制的长城还在，不管中国经济发生什么问题，一切就将还在控制之下，中国就依然可以重整旗鼓。”余永定表示。

　　余永定坦承，“港股直通车”方案公布后港股的急升以及“十一”长假期间国人到香港炒股的积极程度都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没想到国人的风险偏好竟是如此之高。“如果政府没有及时刹车，不知多少国人最终会在香港被套牢。”

　　“理论上，中国几万亿的资金可能全部流走。”余永定说。由于香港上市公司是可以随时增股的，而且H股和港股、港股和其他国家的股票是可以替代的，那么国内资金可以通过直通车渗漏到全球。

　　“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国内资金的迅速外流，使余永定更加确信，在当前情况下，维持资本项目管制是绝对必要的。

　　余永定认为，如果停开直通车，或者彻底取消这个项目，在总体上不会有什么经济影响。“暂时搁置此计划的决定是正确的。”

　　“想赚外国人的钱，谈何容易？！”

　　在余永定看来，目前由次贷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正在加剧中国双顺差的困境。“对于次贷危机，我的了解太少、无法评论。”但余永定还是指出了两点：首先，这种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欲知后事如何，还待明年分解；其次，次贷危机已经给美国等国家的许多金融机构造成巨额亏损，“中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打拼。”

　　余永定指出，中国的交易员们连最基本的语言关都过不了，想赚外国人的钱，谈何容易？！“这完全是一场规则为对方取胜而设计的比赛。”他坦言，日本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行走几十年依然被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东方人要想不输也难。

　　对此，余永定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在华外国跨国公司的利润率是22%。而在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据说达到了33%。美国金融机构从中国赚的钱更是高得离谱。那也就意味着，即便中国对外金融投资的收益率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8%左右），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还是在做赔本生意。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长，即减少双顺差，尽快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设立中投公司成本过高

　　那么，中国的企业如果想要走出去，到底该怎么做呢？余永定表示，在贸易顺差无法减少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应先考虑如何用资本项目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他给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减少由于价格扭曲导致的外资流入。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国企业在国内筹集资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使中国资产对外国购买者来说尽可能昂贵一些。

　　第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增加海外直接投资。这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先例，比如中信在澳大利亚的一些投资。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否则又会陷入新的陷阱，成为东道国的“人质”。

　　第三，从走出去的顺序来说，金融企业的对外证券投资的位置应该放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之后。换言之，国家对金融企业的海外证券投资管得应该更严一些。“港股直通车”意味着对QDII的突破，确有操之过急之嫌。

　　第四，由于海外直接投资和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相当一段时间都不能形成规模，用资本项目逆差来平衡贸易顺差的做法短期内仍难奏效。换言之，中国必须接受外汇储备进一步地增加，CIC（ChinaInvestmentCorporation，中国投资公司）因此应运而生。

　　在谈到CIC时，余永定对于由财政部另起炉灶的方式成立CIC，他“并不以为然”，理由是成本过高，未能利用外管局既有优势。但他表示，也应看到一点，那就是CIC的领导成员都是中国的优秀官员和金融家，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把事情做好的。

　　“如今，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是CIC的当务之急。CIC应在操作上有充分的自由，但其绩效则应该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余永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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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记者叶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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