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调查业”调查

　　广州“调查业”调查

　　本刊记者 陈晓芳

　　 看报纸，在分类广告里“债务专家”、“老赖克星”、“专清各种死账、烂账”、“调查取证专家”等广告词不经意便映入眼帘。这些广告的标题一个比一个“耀眼”，与其他类别广告相比，醒目十足。

这种不被法律认可并被公众神秘化甚至妖魔化的行业何时“明目张胆”地登上大雅之堂了？它究竟是个怎样的行业？是什么人在从事这种行业？他们又是使用什么手段自助与助人的？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抑或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近日，本刊记者通过电话和走访的形式联系了多家广州的调查业公司，并采访了高校、律师事务所的有关专业人士，终于揭开了这个行业的神秘面纱……

　　调查行业

　　犹抱琵琶半遮面

　　“你好，是××调查公司吗？我是《南方企业家》的记者，能否采访下你们的负责人？”记者了解到这家调查公司规模挺大，于是拨通了采访的电话。

　　“我们不需要采访！”对方态度很不友善。

　　“为什么？”记者穷追不舍。

　　“不需要就是不需要，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嘟……”

　　对方有点歇斯底里，话没说完就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同样，另一家清债调查公司也对记者采取回避的态度。记者去采访的当天，这家公司可能接到新任务了，四五个年青人在老板的安排下先后离开了办公室。他们相貌粗犷，行动敏捷，彼此之间的称呼都以“阿”开头，比如“阿强”、“阿杰”、“阿亮”之类。他们每个人烟不离手，以致办公室烟雾缭绕，混杂着一种奇特的檀香味，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香港电影里的“帮会”。这家公司老板很精明也偏于保守，在与记者闲聊的一个多小时里始终不肯透露任何与公司有关的信息，对于他本人的经历也缄口不谈。他说：“我们这个行业有着特殊性，不方便向你们媒体透露什么。”

　　 他们自我掩饰和保护的方式更为其行业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通过多次努力，记者终于了解到，这个行业本质上是“私人侦探社”，通常以“民事调查”、“商务调查”、“信息咨询”为机构名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拿到合法的营业执照。他们主要涉及到几大块业务：清偿债务、商业调查、打假反贪、婚姻调查等。其中，清偿债务因其高额利润而成为最大的一块蛋糕，据有关人士透露，清偿债务的佣金高达所收回款项的30-50%不等。

　　 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好莱坞大片007里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日本动漫里的小神探柯南、香港科幻小说家倪匡笔下的的卫斯理……这些人物无不被观众和读者称道。他们是智慧、勇气、侠义的化身，是令人推崇和追捧的民间英雄。而中国的私人侦探们一直被法律排斥在边缘地带，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

　　追讨债务

　　靠智力还是暴力？

　　 与前两家公司有所不同，广州啄木鸟公司的张剑峰坦然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入行以来体验的酸甜苦辣。

　　 张剑峰年仅25岁，担任啄木鸟公司掌门人已一年有余。他曾就读于中山大学法律系，在读期间在某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助理，偶然的机会让他了解到调查行业。

　　 “当时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某调查公司的广告，正好那时有一个债权人因为一桩经济纠纷无计可施，委托我帮他办理。我就试着打了电话给那调查公司，没想到那调查公司接手这个单后三天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张剑峰谈到初次与调查公司打交道时略显激动且神采飞扬。

　　 大学毕业后的张剑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调查行业，法律专业出身的他入行后如鱼得水，一直以来都很顺利。除了专业对口，他坦白地说，高额收入是他选择这个行业的另一重要原因。如今，张剑峰终于实现了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难以实现的青春梦想，有了大房子，有了名车，还执掌着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的调查公司。然而，在收获的喜悦背后仍有一些不为人理解的苦涩。

　　 “父母虽然为我能赚大钱而感到高兴，但同时也很担心我的安危，不少亲友也总认为这行是与暴力、血腥分不开的，其实我们这行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张剑峰说这话时表现了些许无奈与无辜。或许公众的误解也正是许多调查公司不想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

　　 在啄木鸟公司的宣传片上，可以听到“以人为本、科技为辅、智慧为魂”的说词。“我们不是光说说的，而是确实这么做的，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以暴力解决问题，我们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张剑峰说。

　　 调查公司的广告词大多大同小异，比如公司人员由退役军人、散打、柔道高手等组成。这会给人留下暴力凶残的印象，还是安全正义的感觉？

　　 张剑峰无疑是赞成后一个答案的。他说，在追债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使用暴力，而是取得证据在先，使逃避债务的人无处遁形，再抓住债务人的心理弱点，不断施加压力直到还清债务为止。“打打杀杀，露出身上刺青吓人的年代早已过去了。现在，讨债不仅需要胆大心细，还需要聪明智慧，掌握心理技巧、法律武器和为人处事等方面的学问，技术含量很高。”张剑峰对简单蛮干的做法嗤之以鼻。

　　在接受采访中，张剑峰向记者讲述了不少他们的成功案例，其中不乏这样的案例：让老赖乖乖地还钱；协助女当事人抓住丈夫外遇的把柄；帮当事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等等。“世界是个万花筒，做我们这行的对此体会特别深，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会碰到。我都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老了。”张剑峰如是说。

　　采访当日，有一个女人正要找张剑峰谈业务，那个女人眼睛和鼻子都是红红的，在脸上明显留下了哭过的痕迹。张剑峰向我透露，这又是一桩婚姻调查的案例。

　　 “做这行你快乐吗？”记者问道。

　　 “能赚钱又能帮到别人，我觉得非常知足，知足了当然就快乐了。”张剑峰毫不迟疑的回答。

　　张剑峰的文秘是个非常温婉的女孩子，记者不无好奇的也想“探听”一下她的想法。女孩子说：“国内调查行业目前良莠不齐，某些公司的不法行为导致了不少人对整个行业产生怀疑和误解，包括我本人以前也是这样看的。但抱着尝试的心态来到这个公司工作后，便完全扭转了这种想法。来公司工作了半年多，每每看着当事人哭着进来，笑着出去，我就觉得很开心。目前还有很多得到过我们帮助的人都写来感谢信呢。”

　　如今，张剑峰每周都定期打电话给远在老家的父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放下心啊。”显然，张剑峰是个孝顺的儿子。

　　行业发展

　　当可为？不可为？

　　 李广，是记者采访的另一个重要的对象。他与张剑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初次见李广是在九头鸟调查事务所的会议室，记者去之前给他打了预约电话，职业的敏感使他对记者采访存有非常强的戒备心理，他在电话里说，你来了再说吧，看你有什么目的。

　　 李广貌似40岁左右，着装随意，面容略显沧桑，在谈话间偶尔冲你笑一个，流露出本有的憨实。显然，眼前的李广比电话里的李广更热情、更真诚。李广是广州九头鸟调查事务所的主任，是湖北鄂州人。他曾是鄂州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的干部，同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实现了从国家干部到调查员的角色转变。李广在广州调查业很有威望。2005年3月25日，在广州东风大酒店召开的“广州调查业座谈会”的内部会议，就是由李广发动举行的。“与会者是广州18家主要调查公司的30多个负责人，当时就调查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规范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事隔两年，李广仍对那次行业聚会印象深刻。

　　 种种原因使那次行业会议未果而终，留给行业的仍是困惑、迷惘，对 “可为”与“不可为”的界定仍在摸索过程中。 李广介绍，其实中国的调查行业已经有15年了，国家对这个行业的态度还处于观望阶段，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发展这几年，最大的突破在于现在国家工商局允许调查公司注册商标了。

　　 与其他调查公司有所不同，九头鸟现在基本不经营清偿债务的业务。“清偿债务的利润诱惑很大，正因为这个才使人很容易犯错，那个度太难把握。”李广说，“现在我们主要的业务有打假和婚姻调查，前者的服务对象是企业，后者的服务对象则是个人和家庭。”

　　 与清偿债务的高额利润相比，打假和婚姻调查的佣金低得多，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反而高出不少，所以利润相应就微薄了许多。尤其是婚姻调查，好多案例是没赚钱的，完全是出于同情当事人，为了帮她讨回公道才接下单子。李广如是说。

　　 “有没有遇到过被调查人报复的情况？”记者问到。

　　 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调查中当场被发现则免不了受皮肉之苦，轻则鼻青眼肿，重则死无全尸，尤其是打假方面的商业调查，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遭到报复的可能性更大。李广回应。

　　 行业的风险性对调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九头鸟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长期招聘骆驼式的人。何谓骆驼式的人？李广解释道：“调查行业是个非常辛苦的职业，我们工作起来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有时一天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骆驼式的人就是耐饥、耐渴、耐劳。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调查员机敏、心细、胆大。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调查任务。”目前，九头鸟有30多个调查员，其中不乏退伍军人、警校毕业的侦察兵、律师、记者等。

　　 李广告诉记者，曾有一个逃逸了五、六年的案犯，公安系统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身份证，他们却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找到了。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调查员变得如此“神通广大”？

　　神秘亮剑

　　十八般兵器各显神通

　　“让我跟着你们工作一天吧？”记者为更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冒昧地再次找到张剑峰，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

　　“这不好吧，我们有些‘兄弟’人高马大的，会把你吓着的。再说，我们工作时万一出现意外情况，还得派人照看你，多麻烦呀。”张剑峰婉拒。

　　 记者能隐约感觉到他其实是不想暴露他们的一些行业秘密。

　　 张剑峰的公司座落在中信广场，众所周知，中信是广州顶级写字楼之一。张剑峰的公司干净、清爽、布局错落有致，会客厅一角的假山上泉水叮咚，让人神清气爽。张剑峰办公室挂着一幅很大的字画，上面醒目地写着“亮剑”。张剑峰告诉记者，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字画。

　　 然而，据张剑峰透露，除了这个办公室，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根据地”。中信的这个办公室主要是行政人员在这儿，是客服中心和投诉中心。另外40多个工作人员在另一个办公地点，主要听从上头临时调配。除了四五十个全职工作人员外，还有很多兼职人员，这些人中有些是在读大学生。“会开车、会摄像、反应较快、相貌平凡的人我们会优先考虑，因为这样的人不容易被发现。”原来这些兼职大学生是用于跟踪被调查人的。

　　 在众多调查公司的网页上，我们会发现各种侦探工具的介绍，比如：无线针孔摄像机、微型摄像笔、隔墙监听器、红外线夜视仪、光纤式窥视镜、可视对讲机、红外线对射电子护栏、手机窃听器、监视眼镜等等，这些先进仪器多得不胜罗列。

　　 可以看出，跟踪、偷拍、窃听是调查公司调查取证最主要的手段。“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我们不排除会用金钱收买和语言、肢体影射的手段。”张剑峰坦言。他还说，他们一线行动的员工基本都是退伍特种兵或者警察院校的毕业生，在体格、身手各方面都经过专业训练，一旦遇到目标人暴力反抗甚至更危急的情况都有能力对付，行动中首先保证的也是自身安全。当然，他们也为员工购买了高额保险。

　　 “只要有目标，没有我们逮不到的人。”张剑峰接着说。

　　 这是狂言妄语吗？当记者了解到调查员还有另一个杀手锏后才确信张剑峰说的话是真的。

　　 这个杀手锏就是手机定位。在广州九头鸟调查事务所的网站上，“手机定位，无处可逃”的浮动广告如影随形。还有些公司网站上写道：专业从事手机定位业务，只需获取对方手机号码（限移动/联通），无论对方在任何地方，都可准确了解对方位置，误差小于50米。显然，这种业务在广州调查业内成了公开的秘密。

　　 此外，调查公司还有获取电话清单和银行账户的能力。

　　 据知情人透露，广州的调查业内真正有实力打出电话清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就是广州200多家调查公司获取电话清单的源头。

　　 该知情人还介绍：“提供车牌号码，可以查到车籍内容与车主基本资料；提供调查对象的姓名，可以查到该人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婚姻状况、住址。而提供需调查的公司名称、编号、个人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调查对象的‘所有账号及存款’。根据不同的业务，收取费用不等，公司之间的付费情况也有所不同。”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之所以那些人能弄到这些隐密的私人信息，是因为在有关部门有“朋友”，这些“朋友”就是“线人”，即能够给调查公司提供这些个人信息的真正掌控者。

　　 据称，随着近年有关单位对信息的管理越来越严，那些人布线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同时，在调查行业也共同达成了保护“线人”安全的默契，“电话清单之类的个人信息不直接卖给客户，只给客户需要的具体信息，这样就减少了‘线人’暴露的风险。”

　　游走边缘

　　面对风险的艰难选择

　　2003年12月13日，北京的调查员黄立荣被打死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调查行业顿时像炸开了锅。虽然主事人赵君和杨占利后来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年，但只要说起这(接41页) 件事许多调查员们心里仍久久不能平静，李广也不例外。

　　 “国家没有赋予调查业合法的外衣，我们调查员很多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李广话语中流露出无奈。

　　 法律没对调查行业实行“名门正娶”以致调查行业仍处于社会的灰色地带。调查员们如履薄冰地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历经着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法与义”、“义与利”的较量。

　　 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是调查员们授人以柄的症结所在，这样的结果是有可能遭到报复，也有可能被对方告上法庭。如何不惹上官司，不被被调查方发现又能漂亮地帮当事人拿到可靠的证据成为每个调查员的必修课，也是李广、张剑峰等人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那如何在法与不法之间取得平衡？据李广介绍，在两年前的那次“广州调查业座谈会”上，调查员们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第一，坚决不接涉及刑事调查的案子，只能接民事调查，避免和公检法系统冲突；第二，坚决不接与司法人员、军警人员相关的民事调查案子；第三，坚决不在婚姻调查中拍床上镜头，因为这会严重地侵犯个人隐私，授人以柄。

　　 李广还透露，在九头鸟的工作人员中，时常也会用上律师和记者两种身份，因为这样更容易被社会认可，同时也不容易触犯法律。再者，在调查取证中，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去调查，委托人有这样的权利，所以调查员们的工作只是协助委托人。

　　眼花缭乱的广告词

　　在广州三家都市类报纸中，调查行业的广告占了不少位置，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极力强化自己的优势，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通常打出“清债专家”、“清债权威”、“老赖克星”、“债务专家”的口号，当然也有的叫“调查取证专家”。

　　如广告所示，他们能帮客户解决如下问题：

　　清偿债务。 内容为：清债专家与顶级律师、转业军官、公检法等各行精英强强合作，为客户快速处理各种死账、烂账、呆账、三角账。有的称有多年清债经验，合法成功清债数亿元，是老赖的克星、客户的救星。有的说一天成功清债，不成功分文不取。

　　婚姻调查。 内容为：维护家庭合法权益挽救濒临婚姻，全程监控和跟踪，提供强有力音像证据，法庭认可律师跟进。

　　 商业调查。内容为：协助客户打假维权、市场调查，获取竞争对手的客户资料、进货渠道以及内部经营情况调查。

　　私人保镖。 内容为：由退役军人、散打、柔道高手为客户提供贴身护卫。

　　 其他业务。内容为：手机定位追踪、寻人查址找车、手机资料、短信内容、企业资料、财产房产、户籍车籍、账户调查以及其它特殊委托事项。权威锁定无处遁形。

　　几乎每个调查公司对以上几项业务均有所涉猎，而且广告语基本大同小异，不过有些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不难发现，这些调查公司的负责人有的是转业后的公安武警，也有的是下海的国家干部和转行的律师。而且，其中有些公司仍在长年招收公检法离线精英、律师、转业军人、武术运动员、债务顶尖谈判高手等各界精英加盟。

　　周林彬:私人调查业有存在的必然性

　　 周林彬 教授，法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经济法、民商法、法律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对中国经济法及民商法理论体系、制度创新的法律经济学系统研究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学界领先地位。

　　 周林彬教授认为，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必然性。他说，有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是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传统意义上，调查法人的个人信息以及追还拖欠债款等情况都应由法院来处理解决，一般程序是先判决、规定限期还款，然后强制执行。这是公力救济。这样一种传统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国家机关具有强制权，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可能会更合法有效。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体制的健全，国家机关使用国家权力即公权来维护私人权利的供给不足。其不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由于需求越来越大，国家财政投入、警力投入不足导致办案压力大；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国家机关出现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业不正之风。因此导致了公民财产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的公民和法人就不得不另辟新径，求助于非国家机关即民间组织来解决问题。

　　 私家侦探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国家公权力的补充。如果没有私人侦探，很多公民的私人权益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比如婚姻法中关于第三者插足情况的界定，这是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规。但谁是第三者？显然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妇联等单位不会去负责帮当事人调查取证，然而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作为私营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拿到证据。

　　 从另一个角度看，私人利益维护既可使用公法也可以使用私法，既然可以私了，那么调查公司在使用委托人名义去调查取证就具有正当性。

　　 诱人的市场需求、经济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一定正当性使得调查行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发展着。据了解，目前，仅在广州就有200多家调查公司，从业人员约5000人。而在国外，该行业更是发展蓬勃，在美国、德国，私人侦探，私人保安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警察。像美国的私人侦探公司就在3000家以上，从业人员近160多万，年营业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英国各有1000多家私人侦探机构。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外交路线，政府更迭，小到平民百姓的民事，经济纠纷，无不为私人侦探所涉猎。

　　 然而，公民的债务和个人信息如果由私人去干涉调查，可能会变相地侵犯别人的人身自由权，一旦管理不当，很容易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黑社会或帮会性质的非法团体，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扰乱国家的正常秩序。所以，调查行业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不加以规范，可能就成为失范的私力救济。周教授补充道。国家对私力救济的慎重态度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周教授还表示，目前，国内的调查行业只能介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之间做事，这是不利于私力救济行业的发展的。国外法律中有私力救济的相关规定，这应该给中国带来有益的启示。国家不仅不应该强力遏制这个行业发展，反而要鼓励它的发展，鼓励公民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以节省国家在权利救济方面投入的资源。这就需要首先要在法律上给它一个合法的地位；其次通过法律形式规范、制定相关法律，引导其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