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30年评价与展望：30年改革 成就辉煌
本报记者 李壮摄影报道
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历程，30年展现的是一幅中国崛起的画卷，经济空前发展、产业竞技于国际舞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改善。
成思危：制度创新是成功关键
“10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10年全国政协工作，10年全国人大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以学者的身份把自己经历的改革30年，简单做了阶段划分。同时，他也是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研究的直接参与者，相关著作多达20余本。他指出，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
他认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只有体制和机制同时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成思危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体现出四大特点：一是改革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从改革初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些制度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是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改革没有发生类似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激进的做法，而是根据国家的国力、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稳步推进的。正因如此，我国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是改革是循序渐进的。30年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四是改革是路径依存的。一步走错，可能影响其后的几步。他举例说，2001年10月，政府推出按市价减持国有股的政策，尽管动机是好的，但造成了几年的熊市。他认为，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同时应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
成思危指出，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化和攻坚阶段，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一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努力。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近年来，经过不断修改的《宪法》已基本完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没能树立起《宪法》权威。二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始终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课题。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他最后指出，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专家学者要做改革的促进派，而不是代替政府决策；要说真话实话，要论点论据相结合，用科学的态度说话；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
现场实录
厉以宁(厉以宁新闻)吴敬琏(吴敬琏新闻)茅于轼(茅于轼新闻,茅于轼说吧)对话中国改革三十年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和茅于轼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曾分别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厉股份”、“吴市场”、“茅维权”。当回首30年改革成败时，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又是如何认识的？
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最成功
问：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最满意的改革有哪三项？
吴敬琏：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有：一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改革的目标，不过这只是改革的启动。
二是1994年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的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主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上的改革，采取了比较大的动作。另外对于国企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做了方向性的、原则性的规定。宏观经济改革应该说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三是根据1997年党的十五大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东部沿海地区大发展，与1997年以后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有直接关系。
厉以宁：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业的大发展，几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农副产品逐渐丰富起来，多年紧俏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都走进了市场，这是一大成绩。
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建立了自己的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并不完善，但毕竟为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当初冒着各种责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对中国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民营企业成为众多城市的税收主力，大量的出口也主要由民营企业担纲。
茅于轼：改革30年有三个非常伟大的成功，一是财富的增加，二是自由的扩大，三是对内对外交流、开放日益活跃。
问：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三个方面？依据是什么？
茅于轼：财富的增加：目前不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及小城市都能看到很多新建的房子，大城市有地铁，财富非常丰富，与改革前有天壤之别；自由的扩大：改革以来，农民可以进城，也可以出国，特别是可以创业自由，个人可以办企业，小企业、大企业都可以办；对内对外开放日益活跃：现在我国人员、资金、商品、信息、组织的交流已融入世界大家庭。
吴敬琏：为什么我与其他两位选得不完全一样，对厉教授来说，他选的第一点其实我同意，但是我不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内容，与其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是让土地又回到了原来农民所喜欢的一种体制，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其中。
问：厉教授怎么评价对方的答案？
厉以宁：改革有一个特质是不可逆转性，改革一旦实施就不能再后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再退回去谁也不会接受。
吴敬琏：有一个方面其实是一致的，比如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党的十五大所决定的构建基本经济制度。其实，基本经济制度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缩小经营范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二是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决定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要寻找多种多样的能够保证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三是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其实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厉以宁：这一点我与吴教授的观点一致。不一样的是，他对宏观政策层面的几点看法，我认为不是主要的。
问：为什么？
厉以宁：因为把国有企业改成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变成一个经营主体的话，政府就转为服务者了，这应是过渡阶段的表现。
问：吴教授觉得厉教授能说服你吗？
吴敬琏：1994年的改革是根据1993年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行的，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对宏观经济的阐述比较清楚，将财政体系与企业财务完全脱开，与改革之后实行的地区包干制度也有很大区别。1994年改革要求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体系、银行体系以及外汇管理体系，原来实行的双轨汇率制，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些是最成功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真正的区别是厉教授讲的，他认为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是很成功的，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
改革仍存遗憾
问：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实践，难免会有挫折和不足，那么30年来，在你们的心目中，最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理想预期的三个问题又是哪些？
厉以宁：一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没有触动，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提出的。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触动，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发展速度较慢，还产生一些权利不平等，像农民工问题。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行业垄断明显。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极慢，导致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吴敬琏：我有一点和厉教授是一致的，就是社会保障发展迟缓。早在 1993年，党和政府就提出要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据我了解，有些部门很积极，但在实践中碰到了很多阻碍，这些阻碍不是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出发，对部门权利、利益考虑得太多，愿意保持旧机制，所以使得社会保障体制迟迟不能实现。
二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农地的产权问题，这个问题曾在新世纪初有过激烈讨论，有人提出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还给农民。我的提法是把田面权还给农民，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使用权，这是与地租相联系的产权。但是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最终被采纳，所以后来转让的只是土地承包期间的使用权。但我认为，农地的产权问题还得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
三是法治建设问题。《反垄断法》13年才完成，但仍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判断是不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目前存在很多争议。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市场经济如果不能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早期市场经济，甚至不是市场经济。中央提出建设法治化国家是在1997年，现在已经是2008年了。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
困难和阻力在所难免
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
问：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们需要对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展望，从国家、企业及普通百姓三个层面，你们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厉以宁：从国家的层面讲，当前最需解决的问题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对人民最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等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对企业来讲，企业应树立远大的社会责任：一是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通过自主创新使企业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企业应更多地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帮助社区、贫困地区、周围的弱势群体，这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为可持续发展包括更好的社会环境，企业应该这样做。
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我认为应加强信用教育。一个社会如果潜在信用危机，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发展前途。要实现社会长远发展，就必须加强道德特别是信用方面的建设，我认为这点很重要。
吴敬琏：我国现在已进入全面完善法制的市场经济体系阶段，涉及的问题非常多，但我认为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嘱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把一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交给市场。
政府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好工作，一方面是不该管的事赶快放手，不要为了自己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妨碍大局。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必须管好。例如价格问题，在宏观层面是价格总水平，这是政府应该管的；在微观层面是个别价格，那不是政府应该管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问：你刚才谈到了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企业、个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对于企业来说，我很担心有些企业家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场或者企业家应有的立场上，而是去顺应扭曲的环境。正像有的企业家所说，“关系是第一生产力”。虽然说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生意人的一条秘诀，但绝不应是现代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现代企业家应该站在整个民族、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目前一些被扭曲的环境，也就是说要支持改革、推动改革。二是要有一点精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于普通民众，在每一个岗位上应尽到本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社会环境好起来。
问：目前形势下，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该本着什么样的思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厉以宁：思路是，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句话我们应反复思考，在此基础上领悟，前进过程中困难和阻力总是难免的，但只要符合前进方向我们就应该去做。
吴敬琏：我最近看到广东省委提出，要继续开展思想解放活动，用解放思想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推动思想解放活动开始的，思想解放活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那一次思想解放活动，就不可能有后来的30年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但是现在，当时在思想解放活动中被批评、被厘清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另外世界在变化，在发展，在前进，那么思想也要跟上，所以也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件大事。
脱口秀
元老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改革100年、200年后什么样子我们都很难想像。但是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古人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推进改革开放，是经济学界的责任。这里没有先知先觉者，大家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中学习、成长、提高。改革开放的成就应归功于集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就像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讲的那样，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要消除计划体制遗留的问题，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机制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少壮派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学家有责任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
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过去推行的战略政策必然在经济运行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将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我们在推进改革时必须了解，这些影响是内生制度，如果要改变它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否则就会造成改革方式是很好的，但效果却是相反的情况。
30年来，经济社会里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在经济体制领域，仍然有很多效率可以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改变激励机制，改变经济结构，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
国家是惟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惟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惟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和准入权的机构……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就有特权了。
改革开放30年小资料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中国确定GDP年均增长7．2％的目标，国际上的学者多数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从1978年年底到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9％，12年实现了经济翻一番的目标。而且，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4％，12年对外贸易增加了5．6倍；农民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9．9％；城镇人口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5．9％。从1990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5％，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4倍，外贸方面年均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5．4％上升至每年18．8％，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8．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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