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骤冷 中国雪灾：挑战还是印证全球变暖理论

 

　　自1月10日以来，我国从去冬以来的晴暖、少雨天气迅速转变为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在1月28日我国气象卫星遥感积雪监测中，沪苏浙皖赣鲁豫鄂湘桂渝川黔滇陕15省区市积雪覆盖总面积为128.21万平方公里；1月29日的积雪观测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了30至45厘米的积雪。

这场罕见的雪灾让“全球变暖”再次成为公共话题。

　　事实上，这一话题近年来从未冷却过。2007年12月，一贯在气候谈判中“韬光养晦”的中国，开始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主动出击”，但《巴厘岛路线图》的最终达成仍历尽艰难，充满妥协与让步。此前一月，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比此前历次报告更鲜明地将人为活动和全球变暖联系起来。由美国主办的第二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刚刚闭幕，中美等16个经济大国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一定共识，但与会各方在制定减缓气候变化长期计划以及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气候问题，从未曾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势政治议题。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显示出向捍卫纯净天空的环保者致敬的取向。

　　但并非没有对戈尔纪录片的指摘。直至今日，仍有人坚持全球变暖是一个伪命题。据俄罗斯《观点报》1月22日报道，就职于俄罗斯科学院天文台的哈比布罗?阿布萨马托夫久甚至认为，地球不但不会继续变暖，反而会在50年后迎来冰河时代。中国国内的报章上，也散见借雪灾和冷冬之机针对全球变暖的批判。

　　一次雪灾和冷冬，可以构成对“全球变暖”的有力挑战么？国际科学界针对“全球变暖”针锋相对意见主要有哪些，近年有什么新的认识上的趋势？如果“全球变暖”并非杞人忧天的寓言，我们接下来要做怎样的应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到了尽头？我们会在发展与环保间取得平衡么？《后天》带有预示性的末日景象，可能是人类的最终结局么？本期时事圆桌的嘉宾解答，可能会给读者以启示。

　　■本期嘉宾

　　邹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环境经济与管理系系主任，中国环境宏观战略“能源与温室气体”专题责任专家。2000年至今为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主要作者。

　　赵平：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系统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杨爱伦：绿色和平中国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负责气候变化宣传和可持续能源政策推广。曾组织绿色和平／中科院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影响联合考察。

　　全球变暖之际何以骤冷？

　　我不敢说这次中国南方的大雪跟全球变暖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说大气活动正在进入一个不稳定或者说异常的阶段，我觉得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南都：中国正面对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雪灾，而俄罗斯刚刚度过150年来最暖和的2007年。印度遭到70年不遇的寒流，而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的暖冬不仅影响了冰雪旅游，还打乱了候鸟的活动规律。天气反常似乎成了全球性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邹骥：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尺度看，比如说最近50年以来，明显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高，这是一个事实，有统计数据的支持。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里就显示了这样的信息：从1950年算起至1998年，各10年段中(即50～59年、60～69年、70～79年、80～89年、90～98年)世界范围内发生极端气候事件的次数分别为13、16、29、44、72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我们觉得可以用全球变暖来解释，由于全球变暖以后，大气层中能量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水资源的分布也发生变化了。海洋和大气的循环、温度场的分布都紊乱了，这样就导致该降水的时候不降，干旱；不该降水的时候降，或者不该降那么多的时候，也降那么多，造成洪涝灾害等等。

　　我不敢说这次中国南方的大雪或者此前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怎么跟全球变暖有直接的联系。但是用一种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说大气活动正在进入一个不稳定或者说异常的阶段，我觉得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南都：上一个冬天温暖的记忆还在。很多人就不明白，怎么突然又冷起来了？既然全球气温变暖，冬天应该越来越暖和才对。

　　赵平：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是不是全球变暖之后，偏冷偏暖的极端事件将多起来？在日渐变暖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常气候？这是有可能的。从现象上来讲，全球变暖可能导致这种极端气候增多，但是具体到这一次就很难说了。我相信对科学界来说，这个问题目前很难回答。你也是提了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邹骥：这里边要注意“全球变暖”这个词，它讲的是全球的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和某一个局部地区和时段变冷是不矛盾的。比方说，中国今年冬天很冷，下大雪，可这个冷也许就被夏天一个持续酷暑给平均下去了，全年来平均，整体趋势还是变暖的。此外，某个局部地区有可能今年比去年冷，但是从全球的平均气温来看，还是变暖的。

　　气候变化人类有责

　　去年出版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对我们地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它说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南都：还是有人质疑温室效应的科学性。比如，在戈尔获奖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发布之后，就有《全球变暖大骗局》针锋相对地说，全球变暖议程是左派彻头彻尾的政治公关运动。他们认为，二氧化碳升高，是全球变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气候变化的最大祸首是太阳黑子活动导致了宇宙射线增加。人类工业温室气体排放，不但不如动植物排放，不如火山爆发，和海洋排放量更是不可比较。

　　赵平：可能两种对立的说法，都是各执一端，不很全面。综合起来看是什么结果呢，我觉得很难说。包括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也没有说现在气温变暖就是人类活动引起的，也是说有很大的可能。

　　邹骥：我们先说一个总的结论，一般说全球变暖可以用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来解释。这个结论也有观测数据，IPCC做了好多年的工作。就此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争论，或者说这种争论越来越少了。接下来的争论是，到底是人为的因素导致温室气体上升，还是自然的因素？

　　说得全面一点，全球变暖确实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两大类。即便没有人类的任何活动，自然界本身也要排放温室气体。但同时人类活动也有贡献，燃烧矿物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浓度就会逐渐上升。

　　因为大气科学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所以第四次IPCC的报告不能讲得很绝对，但是全球变暖是由人为因素影响这样一个结论的可信度进一步提高了。另外一些科学家也做了一些模型模拟研究，最后推导出来温度变化的一个趋势。如果这个模型里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因素，得出的全球温度变化趋势的模拟值和实测值是不吻合的；但把人为的因素纳进去以后，吻合的程度有较大上升。由此也就证明跟人类的活动是有关系的。

　　杨爱伦：应该说，在任何一场公共讨论里面，无论你持有什么观点，肯定都会找到一个不同声音，这个是挺自然的事情。很多人说IPCC最后出来的结果也过于政治化，使科学过多地向政治妥协，但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经过2500名科学家审阅，拥有800位撰稿人，以及来自130多个国家的450位第一作者。连这样的一份报告都在告诉你这样的事实，很难再找出比这更权威的一群科学家和更有权力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评论的组织。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转而研究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之前IPCC报告的预测。去年出版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对我们地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它说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有90％以上可能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南都：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近140年全球平均温度变化和我国近120年的平均温度变化表明，1890～1924年是低温期，1925～1946年是高温期，1947～1976年(在中国为1986年)是低温期，1977～2000年为高温期。有人认为，温室效应无法解释其中的两个低温期的产生原因，全球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变热，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赵平：是有偏冷期、偏暖期，这个挺复杂的。地球气候变化是有一种交替现象，会周期性变冷变热。在历史上既有暖期，又有冰期。大概两万年前比现在冷得多，但是六千到九千年前比现在还要暖和。但是这种交替不是简单的复制，周期性的变化不是两个完全重合的周期循环往复。

　　过去几十年气候变暖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效应，造成气温上升，这一点没有人反对。但是它能造成多大程度的气温上升？占主流的人认为是由于人类活动(如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但是这里面也存在很大争议。我自己觉得，现在就下这个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也有很多科学家，包括国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变暖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循环性的现象。现在想下结论说，过去五十年的变暖完完全全就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也不见得能让人信服。还有很多需要科学回答的问题。

　　不论气温上升在多大程度上和人类活动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污染肯定是对的，这不仅表明我们对能源的利用率提高，另外也会使我们的环境好一些，排放二氧化碳会影响人的生活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邹骥：我们讲变冷变暖都是讲温度的长期趋势，不能说几十年内温度高点低点就叫变冷了、变热了。关于气温变化的趋势图显示的是百年甚至千年以来温度的变化趋势。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它是上下波动的，但全球的温度趋势肯定是在上升。

　　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多？

　　现在看起来，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并且越来越严重。至于是不是会有《后天》那种戏剧性的不可逆转的绝对的大灾难？这个挺难说

　　南都：大家还记得始于2006年的全国大范围的干旱，重庆等地的旱情是60年一遇。全球日渐变暖，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我们将要面临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多？

　　邹骥：对，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会进一步上升，带来的危害也会加大。

　　比如说，全球升温会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造成影响。什么时候该降水，什么时候降多少，是有规律的。现在就有可能把这个时空规律打乱了。在全球范围内，干旱、洪涝灾害、飓风等，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南都：电影《后天》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可怕的末日景象。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真的有一天可能达到类似的危及自身生存的程度么？

　　邹骥：我们只是说那是一种情景。当然这种情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几乎没有可能。《后天》里描述的属于非常非常极端的情景了。

　　杨爱伦：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议，也是因为地球大气系统本身有它很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现在看起来，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并且越来越严重。至于是不是会有那种戏剧性的不可逆转的绝对的大灾难？这个挺难说。

　　想想今年南方发生的雪灾，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采取行动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继续进行这种猜测，到底会不会像电影里拍的那个样子？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可能反而是浪费不起这个时间了。要把全球的碳排放控制在某一个范围内，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峻后果，我们还有一点胜算，但是时间真的不多。必须要从现在就开始做出很多行动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使用状况，改变我们整个的经济结构，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如何参与“减排”？

　　从长远方向看，中国积极履约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件好事情，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承担一些目前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责任的风险

　　南都：全球变暖，已成世界范围内政治谈判的首要议题之一。关于气候政治，各国间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比方说，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至今不肯签署以抑制全球变暖为目的的《京都议定书》，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单靠每个国家的自觉可能不行，但强制执行似乎也缺乏可操作性。这种两难是不是很难予以解决？

　　邹骥：现在确实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去观察。到目前为止，就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一些国际问题而言，人类的政治文明实际上和几千年前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在国际领域里面，基本上还是靠强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实力外交和强权政治，比如国际社会就拿美国没有什么办法。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文明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像环境这样的全球公共利益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提得很高。从理论到实践中，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的解决趋势是通过大家协商谈判，形成公约和议定书等国际法律规则，大家一起遵守。当然公约和议定书的签署是谈判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强，就是不想参加，你也不可能去制裁它，这种情况下公约和议定书就很脆弱，就好像联合国很脆弱一样。

　　杨爱伦：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气候变化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到，我们现在生活在碳排放受限制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有这个前提之后，何谓世界竞争力、何谓优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整个商业游戏规则也会发生变化。接下来，可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可以造最节能的房子，谁可以造最省油的汽车。像美国整体经济正在下滑一样，现在美国真正失去的，是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把握住下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竞争力优势。由于美国长期处在否定气候变化的思想里面，使美国的企业错过向更低碳、更节能的新一代产品发展的很好机会。

　　欧洲反而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欧洲规模相对来说毕竟还是小一点，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希望都是投注在了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另外的复杂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它的发展，保证把更多的人从贫困里面解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又要在发展的同时保护气候，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没有人知道发展中国家最后能不能成功，但是所幸的是，至少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已经体现出了前瞻性，看到了将来的一些需要，并且落实了一些政策，帮助中国实现这种低碳式的可持续发展。

　　南都：国际能源机构此前预计，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去年，该机构将时间又提前了一年。当然，这遭到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的驳斥。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它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邹骥：这个影响还是很复杂的。签署《京都议定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定量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和义务，但是中国的履约行动和我们国内的节能减排目标是一致的，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以国际履约促进国内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节能减排是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要搞科学发展观，搞生态文明，肯定要做这方面工作的。而且未来世界经济走向低碳和清洁经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时评判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要看你的环保绩效。中国今天积极参加履约，为我们以后适应这种国际经济形态的转变及早地创造条件，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潮流，否则二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还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经济。从长远方向看，中国积极履约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件好事情。

　　这种减排行动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不好的影响可能是，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可能承担一些目前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责任的风险。比如说为了环保，关了太多的工厂以后，老百姓就业吃饭、眼前的贸易利益会受到影响，甚至于经济发展空间要受到限制。对中国而言，13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永远是一个最优先、最基本的问题，搞得不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这同样是一场灾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怎样真正找到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可以操作，还见成效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正苦苦探索的问题。

　　企业应为气候变化买单？

　　征收气候改变税，可能在中国是早了一点。但从长远来说，通过财税政策更好地调节整个能源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南都：布什一直坚持，全球变暖问题最好由企业界的自发行为来应对，但本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九成大公司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它们日程的后面。如何看这个问题？

　　杨爱伦：企业商业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目前并不计算在企业的运营成本里面，它不用为这部分东西付钱。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性，不仅更多后果可能是由不发达地区承受的，而且还有一个跨年代的不公平性，这一代人造的孽，要下一代去应付。

　　这种外部性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经济结构中最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没有办法单纯依靠企业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远见的企业肯定要比没有远见的企业先行一步，但因为企业也有竞争力的压力，即便有企业想要做更多，也很难突破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行业的竞争标准，来改变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的意愿必须跟政府的意愿、远景的期望相结合，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南都：有专家日前提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征收气候改变税，增加企业能源开销的成本。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一做法。你怎么看？

　　杨爱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和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努力相结合的。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更切实际的是讨论环境税，能源税。中国现在的能源价格不反映它的环境破坏，这个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长期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建立在对能源和资源过低的估价上，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中国的能源不征税，始终价格这么低，中国的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

　　气候改变税，可能在中国是早了一点。但从长远来说，中国通过财税政策更好地调节整个能源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中国需要明白，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本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又有气候变化的压力。怎样采取措施解决这双重压力，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

　　能源技术亟需变革

　　人类在能源特别是低碳能源问题上，很难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到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依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

　　南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又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时候？

　　邹骥：确实是这样，应该说一个标志性的检讨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人类首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开国际环保大会。这种思考和反省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今天的检讨和反思显得格外重要。发展中国家沿袭过去发达国家高污染的老路是难以为继的，但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和革命，归根结底要归到今天的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能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变化。

　　南都：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人类环境会议至今已三十多年，技术一直发展，但污染和温室效应日趋严重。你对全球气候的前景乐观吗？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怎样的？

　　邹骥：技术是一直在发展，但是在能源特别是低碳能源问题上，很难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到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依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对于未来的前景，我也非常不确定，存在巨大破坏的可能性和概率。人类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是很脆弱的，要以风险管理的思维去应对，不能掉以轻心。有些风险一旦真正发生是不可逆转的，千万年都不能恢复的。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要防范和降低风险。不能立足于它不发生，而是应该防止它发生。

　　杨爱伦：就现在这样的发展，全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不可逆转的改变已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不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看成是我们的一种包袱，而是更好地想一想，它给我们中国的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中国应该怎样更好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下一个阶段全球碳排放受限制的现实里取得最大限度的竞争优势。

　　最坏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想不出来。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增长速度，继续不加节制地发展下去，岛国面临灭顶之灾，非洲旱灾饥荒，南亚洪水泛滥。在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减产，热浪加剧，灾害频袭，沿海城市遭受海水侵袭，很多人不得不搬离家园成为“气候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