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反通胀战略不能仅仅依赖于改善农业生产，还应该采用一系列更有力度的控制总需求的政策（即货币政策和部分财政支出的同时紧缩），同时辅之以若干增加供给的措施，才能将通胀率继续创新高的势头及时压住，从而稳定预期。
⊙马骏
二月份同比物价上涨飙升至8.7%之后,通胀风险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进一步关注。应该认识到，通胀压力非但没有因为雪灾结束而消失，反而从多个方面正在继续加大。理由如下：原材料成本推动带来的通胀压力将加剧、劳动力成本推动通胀压力在加大、
农产品价格向加工食品价格的传导将继续、粮价可能成为下半年通胀率上升的新的导火索、通胀预期也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如果通胀率压力从3%上升到13%，GDP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注：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的正常速度在2-3%左右）。在美国，GDP增幅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失业率增加0.35个百分点。在中国，也有若干案例可寻。在80年代中和90年代中的两次高通胀（通胀在高点均达到20%以上）期间，中国政府被迫采用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全面控制物价、存款保值等手段，但代价是巨大的：GDP的增长率均从周期的高位到低谷下降了一半左右，降幅达6-7个百分点。
国际经验表明，通胀率进入7%-20%的区间之内，通胀预期恶化导致惜售、囤积、甚至抢购的可能性就将明显加大。从去年中以来，随着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养猪和油料作物生产等措施，主要希望通过改善农产品供给来抑制物价上升的势头。但是，由于目前的主要风险是成本推动型和预期推动型的通胀，当前的反通胀战略不能仅仅依赖于改善农业生产，还应该采用一系列更有力度的控制总需求的政策（即货币政策和部分财政支出的同时紧缩），同时辅之以若干增加供给的措施，才能将通胀继续创新高的势头及时压住，从而稳定预期。
笔者建议政府采取“一揽子”的反通胀措施。八项具体建议如下：
1）加大货币政策紧缩的力度。最近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已经迅速降到了负4.6%。在物价环比每月以100个基点以上的速度上升的情况下，每次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27基点已经无法体现“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也难以达到向公众宣示政府抑制通胀、稳定预期的决心的效果。建议迅速提高每次加息的幅度和加息的频率。另外，应继续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和加大窗口指导的力度，严格实施央行确定的有关控制信贷增长的目标，防止信贷扩张加剧通胀压力。
2）压缩非重点财政支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整个宏观政策体系为反通胀服务。除了货币政策从紧之外，压缩财政支出是短期内控制总需求的一个较为灵活的政策工具，应成为反通胀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可以明确提出，在今后半年中，中央和地方在原预算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削减一般性支出和非重点行业的资本性支出。
3）清理并取消一批直接与居民生活有关的部分政府收费，尤其是不规范的收费。在食品价格面临难以避免的上涨压力的同时，有必要从减低政府收费方面降低整体物价的涨幅。在内地，在房地产、教育、医疗方面的不规范收费十分严重，对通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及时清理、取消一批这类收费将有助于稳定非食品价格。
4）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为了防止由于种粮成本收益率的下降而影响下半年的粮食产量，应该尽快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增加对粮食生产的直接补贴和对投入品的补贴、提高粮食收购的保护价等。
5）建立农产品运输的低成本绿色通道。由于油价和其它成本的攀升，一些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如从河南运到上海的猪肉）占销售价的20%。这些运输成本也成为推动近期价格上涨的一个理由。建议对主要农产品的运输建立由主要产地向主要集散地特殊的绿色通道，由政府提供低成本的车皮或其它交通工具。
6）停止大部分农产品和其它短缺产品的出口。部分农产品和化肥去年以来价格上升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价格，企业开始增加出口。为了防止这些行为损害政府稳定价格的目的，应该对农产品、化肥、煤炭等产品的出口进行临时禁止或限制。
7）加强利用政府储备调节农副产品价格的作用。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增加进口部分农产品以建立更加充足的储备，在必要时点及时、有力度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这些产品，用以稳定国内市场价格。
8）缓行若干可能加大通胀压力的改革措施。资源税和定价机制改革、环保税费改革以及劳动合同法某些条款的具体落实都可能在短期内继续加大成本上升和向消费物价传导的压力。在通胀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最大风险的当前，实施这些改革的具体时间表建议服从大局。
勿庸赘言，反通胀政策，尤其是紧缩总需求（如信贷和财政支出）的措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分配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部门、地方、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由于利益受到影响，必定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人人都希望紧缩别人而不紧缩自己，这是不现实的。
从更加长远的视角来看，目前通胀压力突然加剧的原因除了一些国际和突发因素之外，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过去多年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和低端劳力成本的“透支”。资源环境价格的长期扭曲、经济增长的成果长期以来没有被劳动力充分分享，总有一天要体现为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各方面就可能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对待反通胀需要付出的成本。
(作者为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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