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讲坛”的听众们

    改革30年后的今天，人们聆听这场由温总理主讲的论坛??听众来自天南海北，栖身中国社会各阶层。他们关心不同的议题，并在这场仍将持续的改革中已体尝到不同滋味，人们渴望从温式语言中寻觅未来模样的期待，溢于言表

　　两会闭幕那天早晨，毛寿龙驱车穿行过拥堵的北京城。

他要在九点的两会闭幕式开始前赶到目的地??中央电视台演播室的评论席，亿万观众正等待这位大学教授对本届两会、以及闭幕后举行的温总理答记者问，作出一番解读。

　　“我感兴趣的是温总理谈到解放思想的那一段，比较个性，有冲劲。”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毛所提到的，是记者会临结束时温家宝的自我设问，“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在闪光灯骤起的闪耀中，他补充道，“到了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成为温家宝继2003年当选总理以来，立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后的又一决心。他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为因，后者就是果。“总理的讲话居安思危，思危更多一些。”毛寿龙说。

　　改革30年后的今天，人们聆听这场由温总理主讲的论坛??听众来自天南海北，栖身中国社会各阶层。他们关心不同的议题，并在这场仍将持续的改革中已体尝到不同滋味。人们渴望从温式语言中寻觅未来模样的期待，溢于言表。

　　“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这天上午，姚立法打开了电视。12点零3分，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语速缓慢地承诺，“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荧屏上的总理提到了过去“很少涉及”的公共财政问题。

　　“总理看起来有说不完的话。”姚感叹，“温总理谈到预算问题时，我有感动的一面，心情也很复杂。”

　　姚现在只是一所小学的职工。但从1987年开始，他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当地的人大代表职务，在四届选举后，于1998年当选湖北省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2003年，受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邀请赴美观摩美国大选，受阻后姚曾向温家宝总理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去信，俞正声多次批示后最终成行。

　　“我当过人大代表，关于财政预算的问题，在当地人大我多次提出这个看法：我们到会的300多位代表，除了一个人可能看得懂财政预算报告，其他人实际上看不懂。看不懂的代表，看不懂报告的财政预算委员会，就成了政府阳光作业，保障人民钱袋子不漏的一大难题。”姚直言。

　　“代表看到的是干巴巴的数字。看不懂还是次要的，现在还有看不到的现象。看不到部门预算细化的东西，这实质就涉及到预算执行的问题。目前的现状是，政府管理纳税人的钱，责任重大，另一方面纳税人和纳税人代表参与预算的起草、执行过程都有困难。”姚说。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这天上午也观看了直播。“过去有一些政府权力被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问题的根子都出在财政预算体制上。我们的财政预算体制使得我们的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过去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并没有彻底到位，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政策，在执行阶段时有偏差。”他与姚立法的关注不约而同。

　　“随着大部制的改革，腐败的机会将减少。政府去年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这是从地方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条例，随着条例的生效，对政务的公开会有比较好的推进。”任建明分析说，“条例将在今年5月1日生效，温总理所说的让政府在阳光下运行，肯定有所指。”

　　“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不仅看到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是温家宝在作出“五年承诺”前，说的一段话。建立“四大体系”（义务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则被总理在记者会上重申。

　　“公平是民生，正义是司法，这是基本的价值观。”毛寿龙说，“四大体系与十七大报告和十一五规划都是有延续性的，接下来就是完善和往里面填钱的问题。”

　　在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年，过去更多提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平。所以温总理讲的四大体系实际上都是公平机制。比如说过去几年我们的义务教育开始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在将来中央财政的承担比重可望进一步扩大。本届政府要做的实际上也是要还过去若干年历史的欠账。”

　　姚立法计划以个人方式去实现这个温总理提出的理念。“我早就打定了主意，精力会主要放在参与中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去，宣传和实现国家法律。法律在兑现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然后通过法定程序来进行修正，这样国家就走上了良性道路。”姚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人。同时他也希望能去教高三政治，初中也行，“我是中学一级教师”。

　　为竞选，姚前后花费个人积蓄8万元。目前广东省正在进行的村委会换届让他忙碌起来，他希望给广东的农民提供一些参与选举的经验。“我们现在自己印一些宣传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民政部指导换届选举的规定，免费地送给农民。”姚说，A4的纸，一张52克，3分钱左右，正反印刷成本是1分钱，统共一张宣传单5分钱，他还可以承受。今年7月，他准备再次参选。

　　寻找平衡点

　　“周二，温家宝会说些什么？”

　　这个疑问的发问者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周二的记者会上，西装领子未翻整齐的他，提问温家宝如何解决放缓经济增长与就业压力的矛盾。在此前的报道中，他视温家宝为一个“苦苦寻找开关”者。

　　发问中马利德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为缓解高通胀压力，放缓经济增长的事实。“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温家宝回答，“我们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而消费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4.8％左右，就是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温总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一直非常细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也观看了记者会，“我个人认为这个平衡点参考了过去几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前几年我们GDP的增长都在10％以上，CPI时高时低，这两者之间关系不是特别明确。我们总的宏观把握是维持高增长低通胀，今年已经根据前几年的情况做出大的调整，尽可能地控制价格上升力度。”

　　赵说，“控制物价本身的走势是一个方面，但引导好投资者消费者对物价上升的预期，这是更重要的任务。总理对这个民生攸关的问题非常关注，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

　　中国上一轮的通货膨胀是1993至1995年，价格上升甚至达到20％，其后政府提出“调整、整顿、巩固、提高”，但当时政策更多采取的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对开发区热、证券热、房地产热卡断它的资金。当时经济运行的基础还不是市场经济。比如贷款还有贷款计划，“一刀切的结果是出现大量烂尾楼，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调控带来了硬着陆的后果，也有后遗症。”赵回忆道。

　　“这次经济运行环境不一样，我们应对的手段更丰富。从目前的环境和手段来讲，我们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经济走势，这个不确定性我们现在还很难预估。”赵锡军分析。电视里，温总理正习惯性地举起右手，“我深知这件事情的困难”。

　　2003年的SARS，2008年的雪灾，让温家宝的总理任期总是抹上临危受命的色彩。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编导专业大一学生吴皎佼，于2月的郴州见证了温总理在这一时刻的影响力。

　　在高速公路上拍摄DV的她幸运地与总理握手，“总理穿一件黑夹克外套，比郴州城里看到的老人家穿得少多了。”吴皎佼说总理离他们并不遥远，“郴州发洪水的时候，我同学也见过总理。他比电视上看起来精神，眼睛很亮，一看就给人带来希望的感觉。”

　　在记者会上，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吴小莉询问温总理5年来的心路历程时，温回答，“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