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改革的自我认知与反思十分必要

　　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思考改革的综合性、配套性、协同性与收益性，应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的统筹规划中，思考改革的全方位、总架构，以达到收益最大和损失最小

　　举世瞩目的2008年“两会”已经闭幕，金融改革不仅成为“两会”的焦点，更是对未来我国经济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问题。

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不确定性扩散，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周期与经济调整处于关键、敏感时期，市场对未来价格与政策的各种预期有着十分尖锐甚至完全不同的见解。如何实现金融改革的突破与创新，这对我国金融业界当前以及未来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今天，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做客《学者访谈》，结合“两会”以及当前国内外的金融焦点，对我国金融改革中具有普遍性和争论性的一些问题进行独到的剖析，以期对促进和改善我国的金融实力与金融战略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我国目前面临着金融对称不足的现象

　　记者：一国金融发展的基础源于经济周期和阶段的发达。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已经开始呈现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进的趋势，但这更多是经济表面化数据的规模，并没有真正体现我国经济本质的变化与发展。对此，你提出我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对称不足现象，并有可能在未来阶段导致金融效率、金融收益以及金融主权丧失的观点。请具体阐述一下好吗？

　　谭雅玲：我认为目前我国金融对称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我国金融规模超过金融基础。

　　??金融规模大于金融质量的风险

　　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未来将直接涉及到金融安全和金融利益，其严峻性和紧迫性将远大于贸易问题；金融安全取决于金融质量，是值得关注和改革的焦点。如中美战略对话涉及我国金融开放时美国的“要价”，包括信用卡市场开放、QFII开放，等等；除考虑我国金融规模外，更应慎重从金融质量和效率上考量我国的实力，掌握开放节奏、步骤和力度。

　　??金融环境缺失金融质量的问题

　　金融质量不足的核心在于缺失市场功能、产品效率以及金融理念制度的不足和自满。金融质量低下的金融规模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是金融环境的不规范、不健全和不理性，尤其是对超出自我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进而形成金融规模中的同质化竞争，不仅恶化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伤害自我实力和竞争组合，金融效率弱化和欠缺是金融质量不足的目标性、方向性以及战略性的缺失。

　　??金融安全连接金融质量的缺失

　　金融质量失衡是片面追求金融规模增加和不实事求是认知的结果，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模式和力量的同时，缺少实事求是发展需求的规划并脱离现实国情，导致目前一些盲从的改革模式，“形似神不似”的批评值得引起进一步反思和改进。

　　其二，我国金融预期超过金融实力。

　　??人民币升值与金融效率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人民币汇率上升加快步伐，而人民币层面连接的经济金融结构矛盾与问题继续扩大甚至加重，汇率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和提高金融效率。实际上我国内部的压力远大于外部，自身的心理脆弱需要调节，理智和理性看待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态势与国际压力相当重要。近期由于我国经济金融数据之间的复杂性扩大，不利于经济金融稳定的价格趋势引起政策猜测和暂时“混乱”局面，但是，主要经济价格指标单一和短期因素突出，其中CPI指标敏感与分歧需要我们理性认真分析，以综合性手段和短期、长期匹配性政策协调。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听从他人的“指令”不是我们的原则与需求。

　　??“海外抄底”的评估不够严谨

　　当前国际金融的新动向、新特色最终将可能逐渐演变为三种金融风险，冲击国际金融以及国际资本繁荣和持续状况，不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随着全球资金规模扩大形成扩散冲击的力度强化，并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新导火索，或改变金融危机模式变化，但国家利益难以协调的全球失衡将进一步扩大和加重。

　　这三种风险是：（一）短期内亚洲个别国家可能出现失控局面，我国风险压力突出，2008～2009年面临风险危机的考验；（二）欧洲货币合作基础出现失控局面，欧元瓦解与英国独立于欧盟合作之外面临考验，英国将展现经济全球化第三极角色，2010～2012年面临风险危机的考验；（三）国际货币体系强化美元霸权，美元资产价值变动的体系和市场局面失控，风险上升，货币组合混乱局面难以掌控，2020年将面临风险危机的考验。

　　外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阶段已经从分业、混业走向专业阶段，专业是金融分业和混业的一个高级阶段，但目前我国还在分业和混业之间徘徊与调整。发展阶段与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实力与规模的差别；另一方面是收益与风险、机会与挑战的差别，这一点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我个人长期研究国际金融市场，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海外投资的机会，所谓QDII和我国主权基金“海外抄底”观点似乎有很强的西方谋略或设计因素，我们应理性看待外部环境变数的短期现象和长期趋势，理性看待自我发展阶段与西方的差异。

　　其三，我国金融权力超出金融法律。

　　具体表现在金融认知不够专业和普及、金融制度和法律不够公正和有效等几方面。

　　□ 对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本年度运行态势，我们要用智慧理性应对

　　记者：有学者提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美元贬值并非简单短期行为或政策所为，而更具有长期综合性、前瞻性以及预见性的战略规划和筹谋，包括次贷爆发时间、恶化程度以及关联层面等，都具有很强的战略组合和策略搭配。仔细对比我国与更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扩张与升级创新发展时的次贷衍生产品和金融机构信誉的冲击，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主导与规模形式在发达国家手中。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谭雅玲：的确如此。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的汇率变化看，表象中我们有政策与策略的长远思考，但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包括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两条主线的关注乃至压力，更值得思考我们设计、规划以及应对的效率、效果，核心在于缺乏全面、综合甚至专业的战略考虑，短线应对代替长期战略、短期价格代替长期规划、短期收益代替长期目标，我们值得谨慎考量国际、理性对待自我。

　　记者：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预期未来汇率前景，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全年将呈现怎样的运行态势？你的理由是什么？

　　谭雅玲：我认为，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全年将呈现反向运行，其中2008年上半年美元集中贬值，人民币突出升值；下半年则美元反转升值，人民币将出现贬值。理由有三点。

　　首先，美国借势炒作及调整需求的贬值政治与技术性突出，人民币预期及政策将继续被动于国际环境和自我压力。

　　2008年上半年美元贬值策略依然是其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并且存在美元进一步挑战欧元心理极限的可能，1.60美元都有可能呈现在美元对欧元价格水平之间，但美元依然是涨跌之中有阶段和分步骤的调节汇率水平。为此，我国人民币汇率将继续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市场预期和市场惯性将推高人民币破7元，但对我国经济以及金融而言并非是利益需求和利好局面，相反就我国货币政策把握和实施而言将更加被动和艰难。预计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将在6.8～7.2元/美元之间，7元水平的维持是我国经济金融利益，包括香港利益的谨慎关口，值得认真思量。

　　其次，美国政治以及经济周期使升值空间充足，人民币自然周期、突发事件以及特殊时期的货币压力将随之而来。

　　2008年下半年伴随美国总统选举及经济周期调节的加强，美元升值具有政治、经济双面的支持因素，而现实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恶化或衰退，美国经济依然是美元汇率的主要支撑。预计美元汇率此阶段将出现小幅度、有序的反弹，其中美元对欧元汇率水平将在1.32～1.48美元之间宽幅波动，甚至欧元有跌破1.30美元的可能；美元对日元汇率将出现103～120日元更宽泛的波动区间，但日元贬值将突出，甚至有125日元水平的可能；美元对英镑汇率也将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英镑升值将突出，这将是美元货币政策组合的灵活、有效性体现。而我国人民币汇率将伴随美元主线变化，特别是自身经济以及结构、周期因素的作用，其中奥运会之后的调整必然成为影响人民币贬值的核心因素。加之南方雪灾之后的调整难度及政治体制转换的特殊因素，我国汇率压力将自然成为货币价格下降的参数。

　　从国际热钱以及投资对策角度看，炒作的氛围也面临调整，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周期和价格周期的下行阶段。任何经济和价格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战略应对恰当或适宜，或许可以规避或防范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冲击和金融跌宕。因此，预计人民币汇率水平将在7.8～7.0元/美元上下波动调整。

　　第三，美国金融战略综合性运用的目标清晰，其他经济体难以改变美国在国际货币格局的霸权和作用。

　　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于规模、数量以及工具的效率，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理念、制度和规则层面的超前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主导地位。因此，从中美战略对话的轮回看，美国应对我国的经济金融具有长远的设计，如果回到人民币价格上，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并非代表人民币长期走势。而从美国长远的思考和借鉴看，美元价格短期弱并不意味长期走熊，相反短期弱是为长期牛作铺垫。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弱或强、熊或牛，美国人在自我把握价值和价格，相反这正是我们的缺失和不足。

　　□ 2008年我国经济将跌宕起伏经济乐观局面需要警示与反思

　　记者：依据经济周期的规律，我国经济将面临必然的调整期，其中既包括自身矛盾问题的解决，也包括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应对。对此，我们的操作策略应是怎样的？

　　谭雅玲：经济波动是经济规律的必然，它有利于经济的持续乃至“升级换代”；而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经济结构压力与矛盾恰好说明经济结构和速度需要调整，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

　　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不在我国可控范围，面对成熟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竞争，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理性，面对现实承认自我不足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另外，我国市场经济不成熟和不健全的现象目前明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强行与外部经济接轨必然伤害自身。因此，我们需要以内部自我市场规范、自我市场功能健全、自我市场产品发展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和可持续为基础，而不能再过量、过大依存外部。

　　同时，我国经济管理和运行体制中有明显的行政和政治影响，并且已经在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职责权利与政绩业绩之间交缠，已经形成市场经济的屏障。因此，在我国管理体制改革中的政绩考核指标应该包括创造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氛围、文化素质等。

　　总之，我们研究问题更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看长远，以长治短、从短改长。但面对现实，我们似乎更缺少长期战略与规划的应对。因此，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思考改革的综合性、配套性、协同性、组合性和收益性，应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大环境的统筹规划中，思考改革的全方位、总架构，以达到收益最大和损失最小。

　　谭雅玲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等兼职教授。2006年被中国金融网等机构评选为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其侧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趋势前景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建议，分析问题尖锐，具有个性与特点，特别是对外汇市场预测具有影响。主要研究成果有《国际金融与国家利益》专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