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雅玲：战略转型期间商业银行应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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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谭雅玲老师，在您的演讲当中一直强调战略的作用，许多商业银行都处在战略转型期间，您能不能给这些处于战略转型期间的商业银行提一些具体建议，能够让他们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便他们能够调整战略？谢谢。

　　谭雅玲：说到战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起步和发展是跟市场转轨有关系。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个是价格，对价格的接应是在计划经济没有的，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对价格的接应应该是比较突出的。而在价格接应当中，我们的价格是在上升，我们的盈利水平，包括盈利的空间非常大，人民币升值和股票的暴涨给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是非常突出的，包括金融板块对股市的拉动。这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层面，但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在我们得到收益、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价格反转做好提前的防范和预见，做好策略和战略上的规划，或者是反思，这样比较盲从地追从所谓西方一些媒体的诱导，比如说海外抄底等等。在西方经济不确定、市场不确定的时候，是不是底端？底端当中是真实的市场反映还是有战略和策略的规划问题，这是商业银行应该思考的。

　　再就是机制。我们目前的机制从计划到市场，从原来的国有或者是大的集体国营企业，变成了纯公司治理或者是上市公司的行为，在观念和文化上发生了转变。而在接应西方的模块和机制上，参考国情太多，借鉴规范市场太少，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有点过于急躁，过于自满，这样可能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对我们对应外部非常成熟、非常有优势的金融竞争是非常不利的。贸易量大是我们过去的问题，金融量大是我们眼前的问题，这样对我们整个国家利益，甚至包括财富未来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是当前市场两个最热的话题，在这个最热话题当中得到收益的是这？受到损失的是谁？我们美元多所有东西都用美元买，但所有东西都很贵，花的钱很多。我们人民币上去了，CPI指标也上去了，人们花了人民币也很多，两头受损，所以面对价格是一个表象，要考虑机制和效率的对应，这就是战略，而这个战略要有短期、长期、中期，这三个角度不同时期的不同应对。如果从我们已经走过的教训来看，价格高涨收益多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考虑到它的风险，考虑到它的损失，所以在西方比较规范当中是收益风险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的预警要比收益预警大得多，这样可能对一个商业银行或者是一个市场的可持续、收益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记者：有一个问题问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女士，您刚才说中国金融业跟美国相比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从专业到混业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哪些问题，面对次贷危机有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什么时候改革时机比较成熟？

　　金融监管问题似乎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应该由政府的职能部门来回答，我是商业银行的研究人员，而我的研究点侧重在国际金融板块。但是针对你的问题，我觉得从中国金融监管的角度，我个人感觉是缺少实际的调查研究，对规则和制度，包括市场板块借鉴性比较多，实际的作用或者效果考虑比较欠缺。再就是缺少前瞻性和国际接轨，这样我们的监管条款制度很多，但我们的金融问题，包括金融犯罪也很多，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调查研究和中国国情接轨来考虑金融监管应该对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或者是金融收益是有好处的。

　　再一个角度，我们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以后，监管要以市场、收益、风险、整个价格指标来说市，而不要以官员、体制、行政的角度来制定框架和管理原则。这样面对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我们应对国内外的风险，包括我们自身的监督管理才会有效，才会合理，才能达到监管的目的和基本目标。谢谢。

　　周昆平：第三个问题说外资进来以后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影响与冲击。我本人认为，金融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的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做强，目前来看，中国的金融机构跟外资的金融机构还有很大的的差距，这是毋庸置疑的。外资涌入之后，会增强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的客户会不会走，外资的银行来了，外资金融机构来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对母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不会轻易走。外资银行来了以后，他们拉的客户主要是外资企业，并没有把中国的企业拉走。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交通银行在美国也有机构，我们中国银行在国外也有机构，它的主要机构客户群是什么？他的客户群和我们的客户群都是中国的中资企业，很难拉到外资企业。以后金融市场不是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而是以后这个全球的大市场，所以必须把自己的机构做起来，自己的机构做强，让外资来，通过和高手学习才能提高。如果都是低水平的选手，这样肯定是提不高的。谢谢

　　我基本上同意景老师对趋势的判断，但是从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出现滞胀可能性比较小，一个是阶段性，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国家模式不一样，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大家通俗说市场潜力很大，从这个角度看滞胀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还有是政策应对，因为中国是在计划和市场之间，相对行政体制，包括自我保护的体制是存在的，所以它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是乐观的、是好的。忧虑的一面，我认为市场的规律是不可抗的，任何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周期是一定会出现转折的，这个转折要有心理上和政策上的对应，而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30年、40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