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南方谈话”之前10年，他担任广州市的市委常委、市长、市委书记；此后10年，他担任广东省代省长、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是朱森林从政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二十年，也是广东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也最为自豪的二十年。
采访朱森林时，他递给记者几份材料，包括他在中央党校的论文、报告，以及对“发展是个硬道理”的体会文章。字里行间透露，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总是存在激烈的争论，而广东的改革开放就在这种争论中，怀着期待、探索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坚定先行一步。
改革开放就是“圣火”，这是朱森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深刻认知：正是这团圣火照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
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
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
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
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
广州的改革开放 价格改革震动中南海，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闯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广东是中国价格改革最早的省份，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在那个物资短缺、流通不畅的年代饱受煎熬，对价格改革的期望也更加迫切。
“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这是广州当时的真实写照。其他诸如“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的评价屡屡可见，媒体甚至刊登了一幅“从冰箱里拿出烤鸡”的漫画，来反映电力供应紧张。
当时的主政者，头痛不已。
“计划经济下的价格管制，违反了价值规律，流通体制僵化，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朱森林说，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什么时候上市，完不成任务要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通心菜只有1/3能吃，"可食率"甚至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这种状况下，价格改革已成必行之策。
广东的价格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朱森林介绍，价格改革初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当时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特别提倡价值规律，广州乃至广东也都是按照价值规律，从实践中摸索来逐步推动改革的。
最早的改革出现在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1?1983年，广州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
改革总是伴随着困难与杂音的。物品价格波动，菜价上涨较大，导致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朱森林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
“但长痛不如短痛。”朱森林说，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办起广州开发区 从朱森林的个人经历来说，谈到广州的开放不得不说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正是当初朱森林的主动请缨，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将他派到了那个曾经的荒凉郊区“白手起家”。
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朱森林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同年6月19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朱森林任管委会主任，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广州开发区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两个阶段。国务委员谷牧当年来广东视察时曾指出，广州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在这样的原则下，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确立了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但那段日子确实比较艰苦，朱森林回忆说，开发区的筹备和建设初期，地域偏、环境苦，政策、资金来源、人才、技术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曾经有这么一个文学的形象说法，就是说我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开发区白手起家了。
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也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这让开发区从无到有地成立起来。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
政策、资金的保证吸引了大量企业的进驻，刚成立不久，开发区的经济就已经占到全市的五分之一。后来开发区又从小到大，到成立20周年时，共有1800多家企业，50多家全球500强企业落户。
“当时有种说法叫"广大上青天"，说的是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五个城市的开发区办得很红火。”朱森林说，广州开发区从实际出发、依托“母城”，发展非常顺利，办出了广州的特色。
开发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称得上是广州当时飞跃发展的一个缩影，朱森林介绍，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广东的改革开放 赶超“四小龙”的目标激发了广东人只争朝夕的精神，“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 如果说主政广州让朱森林掌控了一个城市的高速前行，那么主政粤府则让朱森林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巨大变迁。刚上任不久的朱森林迎来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南方谈话”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姓社姓资，总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人们的信心有些动摇，部分企业正在观望，广东何去何从?一切都在小平到来后有了答案。
朱森林陪同了小平在珠海的视察行程，他说，“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次目标大定位(广东赶超“四小龙”)，是一次改革开放大动员，是广东的一个大机遇。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着手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广东赶超亚洲“四小龙”应该说是当时最热的话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曾专门带队到广东调研如何在2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
朱森林说，广东人深受鼓舞，立刻制定了赶超“四小龙”的规划。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内容涵盖了赶超“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
“新的决策作出后，全省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新的目标迈开了更大的步伐。”1991年到1995年，广东GDP每年递增19%，远高于规划中年均递增13.4%的目标，为完成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森林曾专门作诗忆小平南巡带来的巨大影响：岭南春晓，迎来邓公早。指点江山人未老，宏论解惑正好。敢闯敢攀高峰，改革开放立功。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见下图)。
当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广东也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朱森林介绍，由于对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发生偏差，一些地方出现“两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以及通货膨胀。
为此，广东专门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朱森林也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会后，广东省政府对开发区进行全面清理，重新核定。房地产方面，也从银行资金投向源头上加强管理，组织了投向清理小组，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
抑制通货膨胀则主要从物价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公益性产品由政府定价，水、电、公共交通价格要经过一定审批，其他商品价格随市场自行调节。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调控，1995年后，“两热”和通货膨胀缓和下来。
改革渐至深处，压力很大，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进行了企业产权制度、投资体制、粮食购销制度等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朱森林说，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
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当时在顺德进行股份制试点，广东的倾向是，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压力确实很大，有人向中央写信说顺德的改革是私有化的典型。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谈话”的“节点”过后，各项改革就是这样在小平谈话精神的指引下坚定而迅速地铺展开来。除了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也让朱森林印象颇深。
为了推动投资体制改革，广东采取了以桥养桥、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的办法来积累资金。比如东江的供水就是以水养水的典型，“将东江供水给香港赚来的钱投到水利建设上去”。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关联要大得多。当时针对粮食问题广东作过调查，但最后得出了“三不满意”的说法：农民不满意，因为许多作物必须种，农民自主性小；居民不满意，因为买不到好的粮食；粮食经营部门也不满意，因为粮食卖不出要亏损。
“把粮价放开，让农民自主选择种植。”这是广东当时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没想到政策刚出，问题就来了。由于很多农民选择种植优质米，而且缩小了种植面积，导致亩产量相对低了很多。于是，诸如“广东不种粮”、“广东粮食不能自给”之类的谣言传播开来，国务院为此专门到广东进行调查。
“不是不种粮，而是要种好粮。”朱森林解释说，广东城乡人民的基本口粮，依靠种植是可以自给的。但是广东有1000多万的外来人口；广东的很多粮食是饲料粮，要卖到其他省份。如果饲料粮、外来人口粮都要广东解决，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广东只能在购销体制上做文章，而不能局限于所谓的自给自足。“事实证明，购销体制改革的路走得不错，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地域开放到领域开发，广东兼顾两者。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广东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广东的对外开放是举世瞩目的。
“地域的开放和领域的开发，两者同时兼顾。”朱森林介绍，众所周知，广东办了3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1984年，广州和湛江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进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后来，把珠江三角洲作为对外开放区；再后来，经国务院同意，又把河源、韶关、梅州也作为改革开放地区，南沙、大亚湾申请为国家级的开发区，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上海开发浦东，而广州的浦东就是南沙”。
领域的开发方面，最初的对外开放领域就是办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接着，开放领域扩大到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等方面。朱森林说，以广
深高速的建设为例，仅仅依靠广东自己的力量困难很大，融资不容易，后来还是联合港商进行融资才搞起来。
“纵观这段时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八五"时期，广东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朱森林表示，改革开放让广东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有很多地方值得广东自豪。直接反映在GDP上：1995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8.5倍，翻了三番还多。
这些经济成就反映到人民生活上，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八五”期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增7.2%，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收入增11.4%。
朱森林说，当时还“消灭”了很多极为贫困的地区。例如，石灰岩地区曾被称为“金山下的寒极”，“四根柱子一间房，一根竹竿晾衣裳”，让人心酸。过去批判“穷则思迁”，“但从实际出发，石灰岩地区确实没有生存条件，不搬不行。”通过搬迁，当时全省400万贫困人口，一下子减少到80万。
寄望广东未来 广东必须要有更加强大的改革动力，应该继续保持“杀出一条血路”这种改革的勇气 30年已过，沧海桑田间，广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改革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方面面，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朱森林在谈到对改革开放的寄望时强调，广东必须要有一种更加强大的改革动力。
广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要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朱森林认为，如果说当年广东改革开放是先行一步，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
十七大报告提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很多人认为，这也是改革的一大难点。“怎么样转变政府职能，使之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怎么样把该管的事情真正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朱森林说，政府的引导对于改革的推进确实很重要。实际上，一方面是本身怎么改革，另一方面是怎么积极领导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央正在搞大部制，而到了地方，我们的机构改革也要进一步推进。
“还有农村的综合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些都是当前广东正在面临也必须解决的问题。”虽说难题很多，但朱森林对广东的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 (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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