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似乎没有理由心事重重
由一个无名浙中穷县变身全国百强县前列，居民人均收入“破万”，通过“全民经商”而获得全球小商品流通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不像其他一些经济强县市有大的招商压力。
在义乌，置身于一
但50多天前，义乌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确证了这一点。义乌市委主要领导在全市解放思想动员大会上的严厉措辞和十项拷问，显然不是姿态。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浙江的县级市义乌在浙江全省“创业创新”总战略的引领之下，非常认真地启动了自己的解放思想步骤。
认真，是义乌的个性，是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操心义乌这样一个地方的理由。
义乌在认真地焦心着，不是冥冥中茫然却不知所以的心事，是一个警醒而富有危机意识的先行者的焦虑。义乌焦心的问题很实质，很自我，因此也更能折射市场经济眼下的一些全局性深层次问题，诸如全球性成本上升、贸易壁垒、产业模式更新、可持续发展。
从鸡毛换糖走到今天的全球最大小商品交易市场和符合恩格尔系数标准的“富裕”社会，义乌“提前量”式地提出了、解答了、说明了很多有关市场经济的课题，今天他们的心事仍然含有一个提前量。提前量是义乌的另一个个性。这使得他们反躬自问的语气和内容具有挑战性，不断挑战自己，也挑战了旁观者。
剖析义乌心事，也就是剖析自己，解答属于自己的市场经济难题。
义乌 成长的烦恼
当年秘密表达的理想 在现实中的义乌发育
很多地方在发动创新，很多城市也在某个时候长跑。但是他们的步伐可能会停顿，他们还不够理解：创新比任何事情更需要坚持。
陈望道除了留下一本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译著《共产党宣言》，还留下了一个对本村人更切身的创意——打穿村子背后的山脉，缩短分水塘村到义乌城区的距离。
2008年4月2日正午，分水塘村，阳光淡淡洒在村里的池塘上。65岁的村民陈吉庆眯着眼睛，欹坐在塘边石台上晒太阳。
这是一座有很多人姓陈的村子。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的祖上和《共产党宣言》中国翻译者的家族有何姻亲关系。
88年前的一些日子，分水塘村里的一处柴棚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风潮中脱身的陈望道，翻译了这部“改变19世纪以后人类历史”的经典著作。
88年后，岁月抹去了很多痕迹，只有陈望道故居里的几方展板在追述主人公的事迹。到达故居要走一条曲折偏僻的道路。村里“两委”改选后新上任的会计陈洪海说，村里在想办法修一条平直的道路，使人们一进村口就看得见故居。
邻居的刺激
分水塘村的憧憬，一部分来自于邻居何斯路村的刺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乘车经过这个同处深山的村子，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坡上路下众多的楼房正在兴建，村里的街道进行了硬化和重新布局，中心地带上设置着健身设施。
焕然一新景象的背后，是让陈洪海欣羡的事实：这个以前“和分水塘条件差不多”的山村，被纳入了浙江省文明村建设序列，市政府的投资、各种项目的支持和村民自身的心劲，让它在小康路上把邻居远远甩在了身后。
“我们村按说比他们的名气大，”陈吉庆说。他说的这个“大”，指的正是村里的陈望道故居。
陈望道故居的名声为什么会这么大，陈吉庆和很多村子里有点年岁的人也并不是很懂，也记不得陈望道给乡亲带来过实际的好处。在陈望道老宅的两厢，至今住着两户人家，包括陈望道的一个亲侄儿，使得故居的整体保护难以进行。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地方到底是东柴棚还是西柴棚，也无人确知。
但含蓄也许正是历史的习惯。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诞生的村子暂时过于安静的正午里，当年那个秘密表达的理想却在义乌土地上发育。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在何斯路村，每家农民得到了低息贷款，用于改造他们的住房。这样的政策在义乌全境的旧村改造中实行，农民从原来用于自住的老屋迁入楼房后，还可从一层的商铺或房屋出租中得到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了全市统一的养老保险，“退休”后可以按月领取近200元的养老金。
在分水塘村，落在70岁的陈吉庆身上的，也不仅仅是春日淡薄的阳光。没有子女的他，除了享受每年缴纳36元的大病保险，以及每月100多元的低保金之外，去年底一场雪灾压垮了他老屋前的竹园，也由市林业局统一进行了补偿，陈洪海这两天刚刚领回全村的8000元毛竹灾害补贴。
陈吉庆的老屋屋顶被修葺完好之外，墙壁和飞檐还被统一粉刷，在大门楣上的墨笔勾框里题着他的名字“吉庆”，看起来像是一座保存良好的古民居。这是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中统一的“穿衣戴帽”工程，大部分由政府出资，在尚无条件进行旧村改造的地方实施。
前述种种，让陈吉庆感到的不仅是暖和，还有希望。在享受了中国大部分农村尚未普及的兜底体系之后，义乌人在创新求变、追求小康的路径上更多自由、更少后顾之忧。
“兜底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是兜底的精义。”义乌市政府顾问陆立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老年协会与七一村
同处城西街道辖区的七一村，村子的今天，可以说是何斯路村的明天、分水塘村的后天。
4月4日这天，和陈吉庆大约同龄的几位老人，正和村支书何德兴一起决定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收留”邻村在义乌市重点工程建设中迁移的公墓。
这些老人是村里老年协会的理事。他们最终支持了这项看起来违背人情的事项，并且派人到本村墓地勘察留给外来者的空地。
和更多只享受阳光的陈吉庆不同，七一村的老年协会在本次落实“思想解放”的步骤中举足轻重。领会市里和街道的精神之后，七一村的第一个步骤，是全体老年协会会员开会大讨论。“275个老年协会会员到了273个，会场都坐不下。缺席的两个是住在外地的。会上发言踊跃，效果比想得还好。”何德兴说，“老年人的思想解放了，村里的思想就真的解放了，工作就有保证了。”
在何德兴心里，这并非只是老年人一般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更来自于老年协会平时在村中的地位。这个协会由何德兴自己“挂帅”。“老年人对于村里的创业、家里的创业起到重要作用。村里要办的大事，都需要老人们的支持。”何德兴在老协提出了要求，“我为七一村献一计”、“我为七一村增光添彩”，发挥老人们的智慧和热情。
在村里，和老年协会发挥着同等地位的，还有团支部、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中心以及外来民工维权工作站等。在思想解放的动员中，村里2500名外来工人的代表出席了一个先进个人表彰会，会上的口号是“我为第二故乡添光添彩”。作为司法部和民政部联合授予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七一村的各种社会力量以协会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这和行业协会在义乌产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相似。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发生家庭纠纷时，由老年协会出面做老人工作，村调解委员会则说服家里的年轻人，两边对接。
七一村的村民们，在享受市里的医疗保险、失地保险和村里的养老保险兜底之外，还得到村里每年1000元的人均分红和每年一次的外出旅游的待遇。外来民工中评选的“荣誉村民”，也得到分红和旅游权利。村子发展的生态农业和农贸市场互相依托，不仅给村民们创造了一条龙创业机会，还使村民们得以从旧村改造中获得每年过万元的房租。七一村村民的年人均收入在2005年已经接近万元。
七一村所处的城西街道，历史上并非义乌的商业发达区。“河东出钱途，河西出拳头”。但在全市经济发展和新农村的统筹建设中，这种差别趋于泯灭。义乌全市不到80万的居民，拥有8万家商铺。这样的“全民参与”创业模式，看起来像是过于理想的市场经济乌托邦，却是从“鸡毛换糖”的跋涉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义乌不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市，七一村不是中国最富的村。但是说到藏富于民与和谐指数，我认为义乌或者七一村这样的地方很能说明问题。”一位社科学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分水塘村诞生87年后，新上任的村领导班子第一件事是到七一村参观取经。“我们村里的人心怎么就不能团结呢？”看着七一村村民代表大会上每个人的发言记录和签名，陈洪海心头刺激最深的是这个疑问。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陈洪海和陈吉庆一样不知道《共产党宣言》上的这句话，甚至也不是很清楚“和谐社会”的定义。但是，在2008年的4月，他们同时在分水塘村的阳光下琢磨着近似的问题。
坚持长跑
陈望道故居不是义乌惟一的历史古迹，《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对于义乌惟一有重要意义的文献。
2005年6月，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在考察义乌期间和时任义乌市长吴蔚荣达成了一致意见，由社科院组织一个课题组发掘义乌的文化精神传统，一年半之后形成《义乌文化探源》一书。
这本书对义乌精神“勤耕好学 刚正勇为 诚信包容”的十二字进一步提炼，认为机敏和勤劳是义乌人的独特魅力，前者意味着创新，后者则是坚持。
“鸡毛换糖”自然是关于这种魅力的动听故事。在挑担敲糖的行当在更高的发展阶段淡出的今天，对于由商务部派遣至义乌挂职的武雅斌副市长来说，从古代存留到今天的佛堂古镇的商埠文明更是“创新的坚持”活生生的例子。当其他地方的古代商埠渐渐沦为文化遗迹，佛堂古镇的茶码头、盐码头、粮食码头却靠着自我更新坚持下来，到今天仍然活生生地存在。“我站在这个码头上的时候才感到了震撼，和到那些文化景点的感觉完全不同。”义乌市政府正在考虑保护性地开发佛堂古镇，“让人们到那里能够体会到义乌商业精神的种子。”
对于七一村的支书何德兴来说，“坚持的创新”是每一个七一村人的事。在村民代表动员大会的会议记录上，村民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写下自己的心得，签上姓名，记录末尾密麻麻签上了几百位村民的姓名。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需要克服“已经有这些家底了，还乱闯干什么”的思想。在旧村改造中，由于宅基地紧张，一些在外求学或工作的人分到的是高层套间，遭到抱有“有天有地”居住观念的老年人的反对，也是这次思想解放活动的一个具体课题。年轻人也不是天然的富有创业激情，有两对夫妻为了多得宅基地假离婚，“我们心知肚明，不去理他们，他们想的好事都没份，渐渐地自己又住到一块了。”
在分水塘村，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当年陈望道除了留下一本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译著《共产党宣言》，还留下了一个对本村人更切身的创意——打穿村子背后的山脉，缩短分水塘村到义乌城区的距离。“我们现在进城是绕道走，到城西街道要9公里。打洞子的话，就只要3公里了。”这样的路线缩短将使生态农业、农家乐等成为现实。陈洪海说，他们准备与相邻的6个村子联系，发动各村能人筹钱，同时向政府争取资金，使陈望道设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陈洪海本人算是分水塘村的能人，他在七八年之前开始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摆摊，新市场建成之后获得了摊位的使用权，前两年由儿子接手经营，主要经营各种打气筒及配件，自家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一个打气筒部分配件的生产作坊，旺季雇佣十几个工人。作为分水塘村较早走出去的经营户和新当选的两委班子领导成员，陈洪海对从山外吹来的思想解放之风充满憧憬。
4月3日，义乌又一个全民健身节开幕。在“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推进会次日，由市领导带队，义乌城区和全市各乡镇的职工及群众参加了一场长跑活动。
分水塘村所在的城西街道，长跑的距离是4000米，大致等于分水塘村到城西街道路程的一半。对于分水塘村来说，另一多半路需要自己跑。这个躺在初春和煦阳光下的村子，需要的是赶快醒起身，加入全市创业创新的长跑方阵。
市委宣传部的公务员楼苏琴尽管身材娇小，却早早认真地换上了一身运动服，在出发之前来到体育场。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样的长跑已经是持续多年的一件郑重的事情，没有任何形式主义的嫌疑感。义乌市委书记和市长，是当仁不让的带头者。而在第一天晚上近九点钟，他们办公室的灯火仍未熄灭，接手外地客人的工作仍未完成。
就像一部励志电影里不起眼的男主角，他起初开始奔跑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多成功，但渐渐地他跑了很远，带动了很多人，在旁观者眼里产生了很不寻常的意义。
很多地方在发动创新，很多城市也在某个时候长跑。但是他们的步伐可能会停顿，他们还不够理解：创新比任何事情更需要坚持。
4月4日这天，绕着义乌市体育中心奔跑的这些人看起来步履寻常，并无过人之处。但是，他们能跑到你难以置信的远处。
因为，他们一直在长跑。 袁凌 吴芳兰
义乌 成长的烦恼
扩权的根本目的是方便市场
义乌像一个“小大人”，不得不适应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市的责任和角色，它有理由要求穿上成人的衣服。
体制冲撞与突破 在义乌，老外都开始上访了
1974年出生的武雅斌现任义乌市副市长，分管会展，年轻的他是来自商务部的第三任挂职干部。“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新义乌人，会站在义乌的角度考虑问题。”武雅斌说。
但是武雅斌也承认，作为挂职干部的他起着义乌和商务部之间桥梁的作用，前者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试验田”，后者则引导和支持前者的一些扩权和改革要求，比如外经贸方面权限的下放。
商务部之外，外交部也下派干部到义乌挂职副市长。
义乌和中央部门的这种亲密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县级市的想象力和体制框架，这自然是义乌所望却并非出自义乌强求，审视之下更多是双向需要。“在义乌可以经历到在部里经历不到的。”武雅斌说。这是县级市义乌在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突破传统条块限制、获取体制空间的一个例证。这样的需求和突破，在今天仍处于进行时。
“小大人”的责任和角色
“一阵子没去丈母娘家，居然找不到路了。”做了5年的哥的王师傅说起义乌的发展略显夸张。让他更有切身体会的是轻微物损交通事故办法的改进。
2007年8月义乌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机动车轻微物损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双方车辆物损总值低于3000元的，当事人可自行协商，去事故定损中心理赔解决，不需在现场等交警。今年3月6日起，物损额度从“低于3000元”提高到“不超过4000元”。
王师傅说，义乌私家车保有量高，路上很堵。小碰擦大家互留电话，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再自己送去修理，十分方便。
日前，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王辉忠在义乌调研时，对该办法给予高度评价，要求在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广。
8年间一直来义乌采购货物的土耳其商人张大力(自取的中文名)说，以前他办理签证和居留需到金华市，现在则可就近到义乌出入境管理处，方便多了。
张大力不知情的是，2002年国家海关总署批准，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享受出入境管理权限的县级市，可以受理、审批、制作、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证。
张大力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人方便货不方便，办理货物出口时排队和等待的时间长。背后的情形是，义乌只设有金华海关的一个办事处，“只有10多名工作人员，却承担了整个金华海关辖区90%以上的出口业务，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办事处连一个分支机构都不算，许多事项要报到上面去办。”义乌市发改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义乌的新一轮海关事务扩权正在酝酿之中。
从1992年到今天，义乌经历了四次强县扩权，其中第四次是作为浙江全省唯一的试点县。同时，义乌自身推出了以外来工当选人大代表、外籍人士旁听两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创新。这样的双向开拓一直在进行，却犹有不及之感。
“人家义乌外国人都开始上访了。”一位浙中县市官员曾几分欣羡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如是描述义乌之国际化。面对发达的小商品市场盘子、庞大的外国人群体和资金、物流，义乌像一个“小大人”，不得不适应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市的责任和角色，它有理由要求穿上成人的衣服。
扩权之余的掣肘
“前三轮扩权中，义乌从中央、省、地级市一共得到了600多项下放权力，涵盖了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各个方面。”一位政府人士说。据悉，这些权力将在近期推广到其他经济强县。
浙江先后于1992年、1997年、2002年三次开展经济强县扩权改革。2007年底，义乌被确定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的唯一试点城市。此外，472项原先只有地级市享有的权限于近日扩大到了义乌，除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省级部门制定和下达的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和指标，凡是安排到设区市的，都扩大到义乌市。还有的突破是除市委书记外，义乌市长可以高配。2007年中，时任金华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副厅级的何美华赴任义乌市长。
外部扩权伴随着内部的革新过程。义乌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的改革;第一个引进民间投资，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第一个实行跨区域水权交易;第一个外来民工当选为人大代表等。
虽然经历了多次扩权，也得到从中央部委到省、地的放权支持，但既有体制还是常常导致有形无形的掣肘。
一个实例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授权，义乌法院已成为全国可以统一管辖一审涉外民商案件的基层试点法院。
“但是在涉外商业纠纷中，在国际上惯例是仲裁为第一步。由于现在仲裁机构只能设在地市一级，好多纠纷不必要地走上法庭，加大成本。”
在徐剑看来，放权本身不是目的，意义在于方便市场主体办事和加强市场监管。
一个紧迫的需求是监管洗黑钱。义乌跟200多个国家有资金往来，一些没有贸易背景的流入资金，很可能利用人民币升值机会套利出境，漂白自己而且摇身成为“热钱”。对此监管不力迟早会成为大问题，但驻义乌的人民银行支行没有足够的权限。“义乌目前只有人行外汇管理局的一个科，对外挂局的牌子，如果人行有分行权限，监管就会加强很多。”
金融权限的掣肘，正是义乌目前最感痛切的问题之一。义乌的优质客户吸引着众多外资银行，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但限于县级市的级别，目前外资银行仍然难以进入义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县级市只能设立支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设立分行上则有严格的指标限制。
2006年12月28日，浙商银行义乌分行正式开门营业，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县级市设立的第一家分行。“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在金融管理方面，人行总行规定，很多权限县级市没有，必须到地级市。而商业分行进入、外资银行进入，都有指标限制。”浙商银行义乌分行副行长景新焕说。
此前浙商银行在义乌只有支行，不是法人机构，带来的一个明显限制是企业授信额度仅为200万元，超过限额只能向分行申请，来往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不少商业机会在这样的“传递”中丧失。
义乌去年得到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的指标限制。继浙商银行之后，兴业银行也获得分行权限，更多的银行仍然在争取之中。目前，义乌市已有16家银行机构，此外中信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等3家正筹备在义乌开设分行，预计在今年6月营业。
“义乌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其他强县正在或者即将遇到，对其他强县有借鉴作用。”徐剑说。一个例子是，2006年义乌扩权试点的成果，浙江省有可能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行业协会作用凸现
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义乌体制革新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钟表协会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2003年4月，义乌钟表企业自发成立了钟表协会，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华文是牵头人。
他回忆，过程并不顺利，头3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自己带头，自掏腰包100多万，领着七八个筹备人员去联系协会。
谈起成立钟表协会的目的，骆华文很直率，“因为企业一直很难拿到土地，成立协会后，可以用协会的名义去拿地。有个组织可以代表整个钟表行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沟通。”
协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申请建立义乌的钟表工业园区。这一提议得到了重视，也划拨了土地，结果赶上了国家宏观调控。
骆华文又开始谋划另一件任务——进入国际商贸城的二期工程。“当时有26个行业在竞争，其中钟表并不是一个大行业。行业协会首先拿下了50个单位的铺面，并赴广东招来200家钟表企业进驻。”
协会对口招商受到义乌市委市政府“未点名”的表扬，并作为模式推广。虽然“引狼入室”受到一些义乌当地企业的反对，但骆华文认为自己做大了蛋糕。
2004年义乌钟表整体搬迁进驻新建的国际商贸城，站稳脚跟后的一个目标是知识产权保护。义乌是钟表行业中新产品、专利产品仿冒抄袭现象的重灾区。在大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竞争中，仿冒抄袭无疑是一种捷径。“我们在每个楼层的小黑板上，公布厂家的新产品，对于模仿的企业严惩，基本遏制了这一现象。”
相比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强势，义乌行业协会的发达来自于市场发育。1986年1月义乌市建筑行业协会成立，目前义乌行业协会已经超过50家。2005年，中国拉链协会总部从上海迁址义乌，首开国家级行业协会落户县级市的先河。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毛绒、布制玩具”标准的编制工作。义乌市五金家电行业协会成功地将全国五金家电商品交易会引入义乌。
“行业协会在义乌发展中起着很实质的作用。我们非常注意行业自主发挥作用，政府人员不能到行业协会挂职，避免‘收编’或‘官办’嫌疑。”义乌市委一位领导说。
政府不能受制于企业
义乌市外宣办承担着繁重的媒体接待任务，其中重要部分是安排采访一些大企业老板，这些人身家往往数亿。一位外宣办负责人曾经联系梦娜袜业董事长宗谷音采访，第一次打电话，宗在迪拜，第二次在非洲，第三次在美国。此后宗主动打电话过来，说一定要记得你的电话。
在遍地富豪的义乌，公务员与老板如何交往，政府与企业怎样相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的社会发展走势，也是义乌市委书记对今天义乌人的一大质疑。
“政府做好服务，不眼红别人的财富，不干预微观经济。”一位义乌政府人士说，与富豪相处的秘诀是不要和老板扯上关系，一些必需的活动也要保持距离。与企业的关系则是热情服务，但一视同仁。
更重要的则是，义乌没有哪家企业特别大。因此，不存在离开了谁就不行的事情，如果一个企业倒了，那这个地方会很快成长起另外的企业。
“虽然义乌富豪很多，但义乌政府的地位相对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小商品市场，又为各个经营户做好服务，收取较低的摊位使用费和管理费，自然政府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这位人士说。
义乌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全国办了许多市场，但其中很多都被卖掉。义乌没有卖，相反控制住了这一公共资源。
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政府适时实行管办分离，从办市场变为管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普通摊位的每年使用费用是1万元，管理费则为800元。摊位则采取5年一租的方式，摊位真正留给做生意的人，少数靠收租金或者炒摊位的将在下一轮招租中被清除。
“义乌市政府一般不为某一家企业开协调会。政府不介入微观经济，只是牢牢掌握住市场和物流场站等基础性资源，和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如此解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定义。
在产业升级换代、企业整合的时代到来之后，义乌会出现那种可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控制政府的企业吗？在土地等不能由市场配置的要素稀缺性日渐凸显之后，企业对政府的所求是否还会限于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简单？义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工业用地的稀缺已经提出了这个课题，“大企业用地要保证”成为指标分配中的一个方针，实际操作中却并非总能实现。一些有志于扩大生产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外出炒楼开矿等。
而在企业与政府未来的博弈关系中，前述钟表行业协会向政府争取土地指标的方式，是一个可能的解题途径。
义乌 成长的烦恼
义乌是否遭遇创业激情消退
义乌是全民创业扭转最浓的地方，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创业文化、创业激情可以和义乌相比。
义乌的盛世危言 义乌的危机感含有“提前量”
2008年2月28日，家住浙江省义乌市杭畴村的冯汉胡在自己门口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招烫袜工2名”。“今年招工特别难，跟大家一交流，情况都差不多。”今年60岁的冯汉胡，从1985年就开始在自己家里生产袜子，现在家里30多台织袜机器，20多名工人。
数月前，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来村里调研时，对老冯和村子的发展现状显出些许惋惜。
他在一个场合感叹：杭畴村是义乌做袜子最早起步的村，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现在机器设备还停留在最传统的织袜机上。想想看，宗谷音、翁荣弟最初的时候也是骑着破自行车、拖着拖鞋，到他们村里进货的。
宗谷音、翁荣弟分别是梦娜控股和浪莎集团的老板，他们的公司已成长为中国顶级袜业企业。
在华东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叶海平教授眼中，老冯这样的模式，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技术含量低，容易被人复制，势必面临着越来越惨烈的竞争，而这正是整个义乌模式的缩影。
“义乌发展到现在其实是遇到了一个瓶颈。突破这一瓶颈，涉及到观念、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叶海平教授说。
义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市场正是由老冯这样成千上万个老板“撑”起来的。在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下，他们能赢得未来吗？
盛世危言
某种程度上说，义乌的领导层是先于民众意识到了盛世下潜藏的危机，并且向民众发出了含有“提前量”的危言。
2008年2月25日，经数月酝酿，“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动员会在义乌梅湖体育馆举行，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针对义乌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五大思想障碍一一“揭短”，并抛出了包括“义乌市场，强者能否恒强？”“义乌，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多远？”等在内的十方面问题，每一问皆关乎义乌长远发展，媒体称为“十问义乌”。义乌市党员干部、经营户代表、市民代表共计5300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大讨论”活动持续在义乌展开。4月2日，大讨论的推进会举行，“十问义乌”细化分解为26个重大调研课题，进入查找问题建言献策阶段。
对于义乌人来说，这次讨论是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力推动进行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盛的决定》指出，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新发展，形成新优势，关键取决于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的义乌是创业创新的结果，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非常切合浙江包括义乌的实际，去年9月参加省委一次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的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创业创新，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蔚荣提醒的对象中就包括杭畴村的冯汉胡。20多年前，老冯绝对是风云人物，义乌却鲜为人知。
老冯当时从事的是义乌著名的“鸡毛换糖”行当。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冯常进袜子的厂有些旧机器要淘汰，老冯拿了回来在家里生产袜子。这让老冯很快淘到第一桶金，并带动村里人开办小型袜子生产厂，“鸡毛换糖”的商人们开始到杭畴村进货。1990年老冯获得“富民书记”的称号，如今这块铜牌仍挂在二楼客厅的显眼位置。
90年代前期，在老冯的带动下，杭畴村200多户人家生产袜子，成为最早的袜子生产专业村。但此后老冯却由于不愿离家和土地宏观调控错失两次发展机会。
如今，老冯住在几年前在自家屋基上盖起了6层楼大楼里，这一临街大楼每层300多平方米，仍旧显得气派，然而五层六层原拟的工作宿舍却空着。老冯仍旧生产袜子，每双袜子赚取一毛多利润。
这份薄利在今年显得难以维持。“工人特别难找，有两三个工人今年不能再来，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人。现在还能应付，但如果一直这样怎么办？”老冯说。
位于义乌市香山路的劳动力市场上，老板们举着小纸牌穿行其间，纸牌上写明招工要求和薪水。
“什么都不会的话，一月拿1200元，包住，做得好可拿近2000元。”一位饰品厂负责招工人员说。他说，半年前的生手保底工资是1000元。一位来自江西的女性务工者则对眼下工资水平不满，“猪肉都要13块钱一斤，工资不见上涨，而且需要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太辛苦了。”
“便宜”之惑
今年3月，一本由日本大学教授撰写的书籍--《义乌，百元店的故乡》出版。书中介绍，近两年日本百元店达到了15万家之多，店里所有出售商品的价格都统一为100日元(折合约6.16元人民币)，而“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义乌”。
全世界1/4的吸管、1/3的袜子和7/10的玩具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义乌是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以微小的利润，巨大的数量获取利润，义乌人的经商之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遭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极度摊薄，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蔚荣说起过自己在俄罗斯、乌克兰访问的经历。“他们向我介绍，义乌大陈村有三家大的衬衫企业在那里经营，号称‘三剑客’。我就专门到他们的摊点上去看。我问他们，你们卖的衬衣最贵的一件多少钱？他们说，档次最高的是28块，比较便宜的是8块。”
统计数据显示，义乌企业生产的小商品60%出口海外，但其中至少70%是贴牌生产，赚取的只是加工费。
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黄娣说，她在低价格战略中“很受伤”。她说，中国太喜欢用低价格战略了，新上市一套衣服，很快就有企业买回来分解，然后按照同样的样子做出来销售，“而他的价格可能是我们的一半”。
义乌全市工业企业2.6万多家，产值超过10亿的企业只有1家。2007年，在金华市百强企业排名的前20名中，义乌企业只有2家，并且其中一家是电力公司。一个背景是，近些年来义乌实施“贸工联动”战略，近十年，已是义乌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市场大市要同为工业强市，任重道远。”义乌市长何美华感叹。
资源瓶颈
“企业的成本一直在增加。”一直关注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盛常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是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
盛常明说，首要的问题是土地等要素严重制约企业发展。义乌可建设用地只有317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生活生产居民点”，而义乌以前是个农业大县，农保率过高。
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义乌商业服务用地最高拍卖到22万元一平米，创造中国之最。
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义乌经济高速增长，然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一是建设用地匮乏，市域可建设用地仅为31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二是水资源紧缺，据初步估算，到2010年，义乌的水资源缺口将达1000万吨以上，到2020年将缺水8000万吨以上;三是电力紧张。
“这个前提下，发生一些资金外流、企业外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义乌的用地成本上升了，人家要向成本低的地方走。”盛常明说。
除开土地问题，“最近各种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劳动法的影响我们这里有一点，不如温州大，因为我们大头是流通市场。我们苏溪工业区那边，有一些小企业倒掉了。如果法律具体实施了，压力也会很大。从长远说，淘汰掉一批也是必然的。产品利润本来稀薄，成品价格上不去，说到底就是不行。”盛常明说。
更大的问题是，由于生产单位小，研发投入上不去，产品升级就成问题。是企业整合还是政府引导，是个课题。“我们有这个想法：以行业协会形式促进企业抱团，掌握整体小商品生产经营的话语权，从技术到品牌的行业标准。现在只是在一些产品或行业上有话语权。这个模式还在研究中”。
市场分割
银式圆圈耳环4块5一对，但必须买100个，精美小熊手机挂链2块一个，但必须买一包。
在浙江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里，成千上万个店主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着“你能想到”和“你想不到”的各种东西。几十家以上生产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依次排开，买家可以近距离的，货比几十家甚至几百家。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买主，不仅在为小商店采购，而且也为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联合国难民署也在这里设立采购点。
“如果你在每个摊位前停留三分钟，那么你走完所有的商铺，需要一年。”义乌人几乎都会自豪地讲这句话。这里有超过5.8万个摊位，经营着42万多种商品，一般认为世界上轻工业品约有50万种，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内流通的种类就占了80%以上。
2月28日，本刊记者看到国际商贸城三期主体楼已基本成形，相形下硕大的吊车都显得娇小，该项目第一阶段预计于2008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据介绍，届时连为一体的国际商贸城一、二、三期相当于3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面积。
走进国际商贸城，摊位不如想象中的热闹，摊主也不欢迎零售的客人。但平淡背后是惊人的业绩：连续17年居中国市场交易之首，平均每天近1500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际是展览展示与洽谈接单、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近几年场外交易额越来越大。”国际商贸城一期分公司经理张其真说。
义乌之外的有形市场试图分一杯羹。2006年，距离义乌仅8公里的东阳，开始修建东阳世界贸易城，该贸易城总投资达55亿元，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设计规模商铺2万间。
与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次只给予商户3～5年经营权的做法不同，东阳世界贸易城采取的是对商户一次性卖断50年经营权的模式，每年租金均价在400元/平方米上下。这也成为东阳世贸城最有杀伤力的超低价“武器”，少部分义乌市场经营户购买了东阳世界贸易城的摊位。就在“卧榻”之侧，义乌小商品城遭遇自创设以来最直接的竞争。
另一种挑战则来自“无形”市场
义乌小商品城一直是众多B2B巨头争夺的对象。阿里早在2003年开始进驻义乌，并不断加大在义乌的市场开发力度。以搜索起家的谷歌，也在义乌摆开了架势，欲在庞大的资源中分一杯羹。
与此应对，义乌市利用有形资源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共有100多家。此外，官方网站“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改版后于2007年正式上线，并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数字城”正式更名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义乌的无形市场发展是群雄逐鹿、诸侯混战，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无形市场发展的主动权，将会对有形市场造成伤害。”义乌市长何美华担忧。而在何美华看来，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搭配，带来的有挑战也有更多机会，其中考验的是手腕。
激情之本
一边是企业低附加值的生产，一边是热钱涌动。对于一个市场平台期的城市而言，应该保持怎样的警醒？
“不管是庞大的房东经济造成的满足，还是越来越难做的生意，归结起来，义乌最大的问题是创业创新激情消退。”义乌当地人士坦言。
而曾有领导同志夸奖：义乌是全中国全民创业创新精神最好的地方。
义乌人在称许之下感到的是警策。在2005年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义乌排名第12位。当地人士分析，义乌面临的情况是前面的标兵跑得快，后面的追兵又很近。相对于有区位或资源优势的城市，义乌只能依赖创业创新。“流通市场本身含有极大的优势流动性。历史上繁华的米市、票号，都曾在一夜之间衰落。只有危机感，而且是含有提前量的危机感，才能使义乌生存！”义乌政府顾问陆立军说。 吴芳兰 黄倩婕
4义乌 成长的烦恼
投资前景不明滋长“小富即安”
义乌民间资本充沛。只有70万人口的县级市义乌，是中国人均富裕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宏观调控下的民资出路
2008是中小企业的成本年
次贷危机带来的资金困难导致国外需求放缓，人民币升值，使得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此外，国内也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到效益型经济的转型提升，土地、劳动、税收政策的调整交织在一起，提高了成本门槛，把本已稀薄的利润摊薄得更甚，并压制了投资前景。
问题还不仅于此，众多中小企业还面临着融资压力，2007年央行连续六次加息，企业的财务成本急剧升高，而2008年全年将继续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义乌的众多外向型中小企业，包括家庭作坊式的经营者，更是在第一时间有水冷之感。
多年的发展之后，义乌坐拥千万或上亿身家的经营户不在少数，但是趋于不明的投资前景和挑战性更强的创业环境，却使“小富即安”的心态滋长，部分民间资本游离实业，投向短期逐利性的领域和场所。
投资前景之惑
“资金多了，企业又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只能把闲钱投向了房地产，买楼、买铺面，还收购一些小工厂。”骆华文一直窝心的是，没能把公司继续做大。
一间大办公室，一边是自己的办公桌，另一边排列着三四张下属的桌子。接过骆华文递上的名片，“义乌市广华电子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名头处于背面。低调的骆华文是中国最大的装饰钟生产商。
早在2000年骆华文就想再买些土地建厂房，“但是一直都没办法批到土地”，后来自发成立钟表协会，就是为了能够以协会的形式与政府沟通，从而获得土地，但因为赶上宏观调控，再次失之交臂。
随后骆与同行以协会的名义特意到周边县市找土地。当地政府都很支持义乌的企业去办厂，可以很快就批到土地。“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担心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物流配套又不如义乌好。”骆华文最终只能以一部分资金外出炒楼。
“如果有新的厂房，设备方面再更新换代，企业的发展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骆补充说，对做实业的人来说，是不愿意把钱用在买楼上的，房地产涨得再厉害，比起做实业来，没有后者踏实。另外炒楼赚的钱也不一定比做企业多。
类似的困窘在一些有志于企业升级的老板身上都存在。杭畴村带头加工袜子的老支书冯汉胡，就在几年前的宏观调控中错失土地指标而局限于家庭作坊的规模，失去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也使杭畴村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准徘徊不前。老冯多年积累的资金，更多地投到了自家楼房上。
2007年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更进一步见证了义乌的“隐形富豪”。展会之前，主办方专门到义乌组团参加，义乌30多位私企老板组成义乌团，采购了大量国际顶级奢侈品。
“义乌的消费规模巨大，一些资金是用于消费了。在投资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过度或不良消费的趋势就会上升。”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盛常明说。
高利贷火与冰
“与朋友们聚会，聊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哪里有楼盘，哪里有土地，或者把余钱交给可靠朋友。”张力(化名)说，聚会在义乌几乎都是谈交易。年近40岁的张力在义乌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有千万身家。
张力说的“交给朋友”，其实就是做一些短期借贷，“如果是三分利，即一块钱一个月的利息为3分，这意味着三年就可以收回本钱”。
张力发现，目前的短期贷款利率开始大幅攀升，甚至到了5到6分，这就意味着一笔100万元的借贷每月能坐收5到6万元的利息，“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把股市的钱抽身回来做”。
5分利，即月利是5%，年利率为60%，已经远远超过当前法定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7.47%的4倍，属高利贷行为。相形之下，2007年相邻东阳市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大部分利息才3到4分。该案中不少义乌商人卷入，造成相当大损失。张力对该案的评论却是“这个要看眼光和时机，吴英案早期进入的，有不少人是在她身上发了财的。”
经营儿童画写板的商户李先生说，有时候接到大笔订单，需要购买原料生产，一时周转成问题，没办法，只能寻求民间借贷，主要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出款来”。
初步估计，中国民间借贷规模超过一万亿元。但民间借贷至今仍未纳入任何监管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如果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这个规定，当事人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或保护。
为民间资本找出路
义乌民间资本充沛。只有70万人口的县级市义乌，是中国人均富裕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数据显示，2007上半年义乌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9377元，恩格尔系数为28.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低于30%即为最富裕，义乌市已进入最富裕行列。
众多外资银行一直都在义乌寻求优质客户，早在2006年，根据许多外资银行透露的目标客户标准，义乌一地就达10万人以上。2005年一项调查显示，义乌市每年仅房租收入就有50亿元，这两年数字在进一步放大，每年增长约15个亿。义乌的银行存款余额达880余亿元，然而这些银行机构在对企业发放贷款上受到机构级别和授信额度的限制，一些企业获得需要的大额贷款并非易事。
一方面，现行的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无法满足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有大量的闲散资金需要寻找盈利空间。于是，以民间借贷为基础的灰色金融变得异常活跃，但却一直游走在政策边缘。
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义乌有大量的民间游资。如果集纳起来用于产业升级，将使义乌诸多行业摆脱资金零散、创新能力不足、经营规模止步的困境。如何找到有利的吸纳途径？一位义乌政府部门人士说到自己的设想：政策层面可否允许创投基金在义乌的设置、试点，让好的科技项目获得资金，也让资金获得出路。“如果确实有好项目，渠道畅通了，肯定不会去搞这种灰色的、风险高的项目，如民间借贷，信用难以建立，风险毕竟太大。”
义乌市领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义乌民间资金雄厚，金融生态整体也是好的，这是义乌市的潜在财富。政府千方百计引导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包括二三产业和优质农业，促进商业资本反哺农业。对于一些走到某个发展平台期的企业，引导他们投入资金进行更新换代，做大做强企业，发展高科技。“有了资金，一定要找出路，没出路就会闯祸。” 吴芳兰
5 义乌 成长的烦恼
艰难，但可以成就事业
在义乌可以到清真寺做礼拜，还能很容易就吃到穆斯林的食物。
来自天方的淘金者
义乌在我们那里名气非常大
2月27日，在义乌市涉外服务中心，来自埃及的穆罕默德.艾布.安玛热正在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相关手续。担任开罗一家大型公司采购的穆罕默德一年前来到义乌，如今正准备在义乌常驻下来，成立自己的办事处。
排在穆罕默德后面的小伙子，来自伊朗，3天前才到义乌，他要办理就业许可证，“我刚刚来，想在这里好好工作。”他费力地说。
如今，每天都有很多像他们这样来涉外服务中心办理各种手续的外国人，仅2007年上半年，义乌市就办理了来自37个国家607人的就业登记初审。
从2007年7月16日起，外国人在义乌就业可以直接向义乌市提出行政许可申请，所有手续均在义乌办理，义乌也成为国内拥有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权限的唯一县级市，这方便了在义乌的外国商人。
最新统计显示，义乌常住外来人口达107万，其中外商过万，常驻义乌的1万余名外商中，约一半是阿拉伯人。
“不会为找不到清真食品饿肚子”
“在开罗时，我就已经知道中国义乌，义乌在我们那里名气非常大。”穆罕默德.艾布.安玛通过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市场太庞大了，真是一个非常诱惑人的地方。”
在埃及已经获得了阿拉伯语硕士学位的穆罕默德，在当地语言学校专门学习过英语，如今他开始学习中文，“非常有趣”，遇到不知道的单词和句子，他总是说“我还在学”。
穆罕默德主要从义乌批发水暖、灯具等产品到开罗，再转手出售。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业务有所扩大，开罗当地一家名为Elsondos的公司，让他专门负责在义乌采购的业务，主要是水泵一类的产品。
“像水暖、灯具这样的产品从其他国家的市场上也可以进到货，来到中国义乌之后发现同样的商品，这里的价格最便宜，质量也有保证。”他说。
才一年多时间，他已经从单纯的采购商，发展到在义乌筹备办事处。选择义乌设立办事处，穆罕默德说，有一个原因是宗教习惯便利，“在义乌可以到清真寺做礼拜，还能很容易就吃到穆斯林的食物”。
几个月前，穆罕默德到温岭地区参加当地的一个水泵产品博览会，午饭时间因为找不到一家穆斯林餐厅和清真食品，他只能饿着肚子回来，“在义乌我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
义乌历史上一直没有清真寺，但随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不断聚集，目前全市共有200多家清真饮食餐馆、清真肉食供应点、加工点，甚至还有3个清真超市。“在义乌还可以看到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各种各样的语言补习学校，几乎可以找到世界各个国家的餐馆，一切都非常方便。”穆罕默德说。
穆斯林老外们多数习惯晚睡晚起，他们常常午夜12点后才睡觉，早上9时后才起床，阿语翻译、众多的清真饭店餐馆的工作时间也随顺着他们，义乌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穆斯林服务体系，并慢慢成为一个穆斯林的聚集区。
位于江滨西路90号的清真寺，是现如今义乌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来说，每周五的礼拜是非常神圣的。2月29日周五，本刊记者在穆罕默德的邀请下观看了他们的礼拜仪式。从中午12点开始，陆续有穆斯林从各个地方聚集而来，有的甚至是“全家总动员”，院子里停满了车。
这天也是和朋友们见面叙旧的日子，在清真寺周围，到处可见人们三三两两在愉快地聊天。气氛热闹非凡，一位义乌当地的出租车师傅说：“每逢周五清真寺前面的这条路就非常堵，有时候一堵就得等很久。”
礼拜大约下午1点开始，广播里传来悠扬的颂经声，全场一片肃穆。清真寺大殿内外全是人，院子里的台阶上，也有穆斯林铺着草席在虔诚地做礼拜。
“我是义乌人”
来自土耳其的张大力(中文名)来义乌做生意已经6年多了，他在土耳其经营一家饰品店，总是来义乌寻找皮带、饰品等货物，也做一些代理。
“我是义乌人，有很多义乌的朋友。”张大力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说，他是义乌发展的见证人，“我第一次来义乌，曾担任过我的翻译的年轻人陈云戬，当时他还在一家在义乌的土耳其公司工作，如今已经自己成立了外贸公司，我还成为了他的客户。”
“我中文说得不好，有时候单独交流会有些吃力，如果中文说得更好一点，做生意还要方便一些。”张大力说，英语和汉语他都只会一点点，借助英语与土耳其语的翻译软件与记者交流。
在他的房间里，他非常热情地招待了大家，从土耳其带来的苹果茶、手指形面包，还有巧克力与大家分享。在离开电梯时，张大力会自然地说：“你们是客人，你们先，我是义乌人。”
刚刚忙完订货事宜的张大力，还有一个星期的空闲时间。以往每次处理好业务，他都会去其他一些城市转转，已经去过中国不少城市。在他的电脑上存放着很多到各地旅游的照片，他说自己知道中国的很多情况，还不时地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疑惑。
张大力也有自己的抱怨，“生意不好做”。他说，最早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每隔二十几天就会来趟义乌，现在差不多三个月才来一趟。“做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现在不光土耳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也有很多人来义乌进货，赚钱也不轻松了。”
他还十分神秘地说，现在来义乌订货已经不从上海转机了，因为在飞机上总是会碰到一些熟人，都是来义乌经商的。
“我现在一般从广州走，可以避免和他们一起，不想透露什么信息。”他说。现在到土耳其去做买卖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在他的家乡可以看到很多卖中国东西的商店，有些就是中国人自己开的。
艰难，但充满机会
相比之下，穆罕默德的圈子还局限于阿拉伯人。
一家开设在义乌市端头新村29幢2单元的咖啡馆，名为“哈都德”，是穆罕默德经常去的地方。“这是一个来义乌6年的埃及朋友开设的，我们常常在这里聚会。”
这家开业不久的咖啡馆，按埃及风格装修，楼房外墙上巨大的广告牌非常醒目，两个埃及小伙子和几个来自江西的打工者照看着。交流是最大的问题，来中国还不到2个月埃及小伙子只会讲阿拉伯语，会一点英语，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交流基本靠手势”。
穆罕默德喜欢来这里，他说，“我这个朋友在义乌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想为在这里做生意的埃及人提供一个聚会的地方。当然这里也对其他人开放。”
穆罕默德说自己非常想念家人，“等我把生意做大了，把他们一起接过来。”除了几个埃及朋友，穆罕默德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深入地交流。他总是说，还在慢慢地适应这里的环境，融入义乌。
穆罕默德的生活中出现最多的是翻译兼个人助理穆文平，几乎形影不离。穆文平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兴隆乡，他也信仰伊斯兰教，中学毕业后，在当地学习过阿拉伯语，还会英语，虽然不太标准，但交流没有问题，“像我这样的阿语兼英语翻译十分少。”穆文平十分自豪地说。
穆文平说，几年前自己的妹妹来义乌在一家小公司做翻译工作，在她的建议下，他便参加本地的阿语学习班。目前，由于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在宁夏等地，一大批会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走出家乡来到义乌。目前，义乌的阿语翻译已有3000人，其中60%是宁夏人。
虽然在语言方面还有些障碍，但这并不妨碍穆罕默德慢慢形成自己的生意圈子。“有些艰难，但只要勤快一些，在义乌一定能干成自己的一番事业。” （特约评论员：黄倩婕 吴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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