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应更关注公共服务

　　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各方迅速组织募款捐物，救援、医疗以及志愿者队伍也多批次奔赴救灾一线。灾难面前，正是华夏大地上的浩然正气和民族向心力，使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抗震救灾一线的英雄事迹和生命奇迹，通过电视画面和新闻报道不断传回后方，震撼人心。

　　诘问声四起后，万科表示出资1亿元用于灾后重建，阿里巴巴发言人称“一元论”系断章取义于马云几年前的发言，商务部也出面澄清了对部分外企的“铁公鸡”指责……笔者不想就上述企业行为或企业家言论的真伪、对错加以评判，因为这见仁见智。本文想探讨的是，“捐款门”等事件所反映出的公众舆论对汶川地震的关注点，是否过多的集中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上，而忽略了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意义更加重大的公共服务领域，论据有二。

　　冯仑的新作《野蛮生长》，其中便有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见解。他将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纳入企业“五大悖论”之一，我想王石先生博文的论点一定也是基于对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的权衡。只是，他忘记了自己企业领袖的身份、万科多年累积下的业界口碑，更重要的是汶川赈灾已成为全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次凝聚和升华，理论虽言之凿凿，可时机大错特错。

　　据笔者所知，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组织只有“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等为数不多的几家非官方机构。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社会上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没有建立常规的激励机制和硬性的指标约束。所以说，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是客观现实，这与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

　　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仅仅是完成了原始积累，多数目前尚处于第一代企业家控制阶段，像万科和阿里巴巴这样把握改革时机而迅速崛起的企业新贵，还不是市场主流。更多的民营企业仍在初创、探索、壮大过程中，因此在利与责的权衡之间，很自然地倒向前者，这正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根源，也是困扰冯仑的企业“悖论”。可以说，在缺乏社会和市场环境支撑的大背景下，即使此次灾后企业捐款顺风顺水，但也很难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时代已经到来。此为论据一。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接近140亿元，其中企业捐款捐物达50亿元。这种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的赈灾行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声援灾区人民、支持他们重建心灵和物质家园的义举。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尽管社会捐赠数额巨大，但相对于1000多亿元的地震损失，以及将持续数年的灾后重建所需资金，这些仅能解一时之需。

　　真正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性制度安排：如中央财政今年安排的7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国税总局预计超过200亿元的税收减免，央行对受灾地区增加的7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截至5月21日），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近36亿元的灾后重建贷款（截至5月19日），以及银监会要求对灾区不能偿还的债务进行呆账处理等。

　　除了上面的资金支持外，在精神层面，公共服务部门也有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比如，灾难发生后重庆等地的广电局迅速启动救灾直播报道工作，通过电波和电视讯号发布灾区消息、传送各地的声援和问候，与全社会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决心和意愿形成呼应，发挥了媒体对社会公众和受灾群众心灵和精神慰藉的作用。再如教育部对灾区考生高考录取的政策倾斜，也充分反映出人性的关怀。此为论据二。

　　可见，灾后公众对企业和企业家捐赠数额的广泛诟病，是舆论对抗震救灾工作新闻点和关注点的一种偏离。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绝非朝夕可至、一蹴而就，是需要时间的磨砺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是时候将视线从某个企业家捐款金额的位数上挪开了，现阶段的抗震救灾与家园重建工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安排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请公众和媒体多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吧，好让灾区重建的校舍更加坚固、更多川籍考生跨入高等学府、财政转移和财政支持切实有效、银行信贷更多地向灾区企业倾斜、政府开支缩减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