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哪些改善空间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哪些改善空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 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蔡志洲

　　长达5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也开始显现，集中地表现在2007年以后的成本推动型的总量性通货膨胀上。

这种通胀的通常结果往往不是经济过热，而可能会因为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使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如果处理不好，在后续年份中则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因此，如何调整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之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

　　滞胀压力迫使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

　　由于需求拉动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开始转化为成本推动的总量性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治理通货膨胀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和前些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在2004年，因为粮食价格调整等因素造成的CPI上涨到了2005年就下去了，但2007年由猪肉价格上涨开始的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情况看，现行的紧缩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短期效应是明显的，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股票价格等这些由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急骤上涨，现在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对于由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矛盾所引发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作用则在弱化。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固然离不开货币政策，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以调整利率而言，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即以名义利率和CPI指数对比所得到的真实利率)是负利率，很多人支持中央银行调整利率，以对冲通货膨胀对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而在世界各国，调整利率也是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我国，虽然一直强调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一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利率手段应用得很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调整利率会使已经疲软的消费需求再受到抑制，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利率负担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甚至影响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安全。这说明货币政策的应用只能是有限度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宏观和微观政策相配合，才能解决或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如收入分配矛盾、经济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和市场的矛盾等)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这些矛盾也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

　　第二、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本身的自我调节作用。从中长期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我国当前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有经济增长的原因：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供需失衡经过一定的传递周期，必然会涉及到消费领域；也有发展上的原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导致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化，必然使成本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引发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也有可持续发展上的原因：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与国内外资源的矛盾导致的供给短缺必然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反映。这种价格上涨在客观上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导致需求的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一般地说，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我国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滞后关系。如1992年开始的加速经济增长对我国价格总水平的较大影响，在1994年才表现出来，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也逐渐转变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接着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的缓解。这也是1998年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5年后的1993年才明显见效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进程，和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经济增长周期相比，中国经济的平稳性已经大大加强，从2003年至2007年，中国连续保持了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也预示着在措施得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减缓也是有限的。从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率如果调整到8%-9%之间，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以国际标准来看，这仍然属于高速经济增长。

　　第三，加速工业化进程所要求的深化的市场体制改革，将可能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进程。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增长为导向的。从2003年起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能源短缺，在改善这种短缺时我们采取的更多的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注重改善供给而不注重抑制需求，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通过牺牲市场经济的原则来保证经济增长。这就为我们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造成了限制。如我国电力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倒挂的问题，本来就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国际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就只能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来抵御这些国际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这使我们在许多领域中，又回到了国家补贴的老路上。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对企业和居民实施的各种补贴，现在已经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种补贴的来源是各种税收，客观上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意味着相当大的资源是通过行政关系而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这势必弱化了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激励机制。与商品市场化相比，要素市场化的进程还要滞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固然需要政府干预，但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需要有完善的客观基础，这就是我们在强调宏观调控的同时，强调健全市场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原因。

　　五大方面政策环境或可顺应时势获得改善

　　和2003年相比，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本面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发生了改变。在2003年，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最活跃时期，但是到了现在，原材料、用工成本的上升，汇率上升和国际市场的不景气，已经对这些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经过世纪之交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本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良性发展时期，但是这些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如石化企业、电力企业、航空企业等，除了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之外，还要承担本来应该由市场承担的社会义务，这就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效益；基础建设投资的成本现在已经大大高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同样数额的投资所能形成的实际资产已经大为减少，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住宅需求、汽车需求等拉动当时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井喷式的需求高涨时期都已经过去，不说是出现了拐点，至少是进入了常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像前些年那样依靠某种特别需求的大规模增加(如高级家电、家用轿车和民用住宅等)来急剧拉动整个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了；由于人民币升值、食品和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全球经济的衰退，对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也已经过去。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可能已经过去，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增长将可能转入常态。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又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失衡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善，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在本轮经济周期之前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的发展条件已经大为改观，这又为中国持续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由于地价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及其他成本上升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及人居环境的改善空间减小的同时，还要看到更广大的地区发展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这些地区生产和需求的能力进一步改善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

　　2008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要调整的一年，当前通货膨胀、经济成长和改善就业之间的均衡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加以调整：

　　首先，由于前几年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的特征，使得淡化总量、强化结构调整的政策成为自然，也就是对总需求难以明确是紧缩还是扩张，进而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调整。这种政策现在需要调整为在总量上适度从紧，而在结构上仍然保持区别对待的政策倾向。同样原因，前几年“松紧”结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格局，即财政支出政策总体上仍在扩张而货币政策则持续收紧，也需要向“双紧”政策转变？在财政支出上同样也考虑有所紧缩。在另外一方面，面临着企业不断加大的生产成本的压力，政府在税收上需要有所松动，以改善企业经济方面的环境。

　　第二，国际收支领域中的失衡所导致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大，远远超出正常储备额所形成的大量外汇占款，由此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仅来自国外力量，尤其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我们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存在着国内的压力。这就使人民币升值由以往的外部压力，转变为内外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中国的汇率政策，使之既满足我国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的要求，又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及外汇储备随时转换为热钱冲击我国的金融、资本及其他投资市场，是我们应该注重对待的。

　　第三、要通过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的改善和调整，促进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生产过程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更大的依赖。在经济规模达到现在这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不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把增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仅仅是思想引导，要有相应的市场举措相配合，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等。但正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90年代的企业制度改革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冲击一样，宏观和长远利益的改善经常要以微观和眼前利益的付出作为代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会使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和一部分群众遭遇困境，因此，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居民的现实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严格地说，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及体制调整，不完全属于宏观调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要解决的更多的是微观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微观基础，就很难收到长远的实效。

　　第四，要继续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近些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值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在高速增长，公众的潜在购买力在提高，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应当是活跃的，但实际上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高速增长。在另外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基于进一步增加自己财富的愿望，其投资倾向在不断加强，而各地政府出于改善当地经济的愿望，在各种政策上也在向高收入群体上倾斜。这就出现了一种结果，中国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增长，但增长成果的分配出现了一定问题，使公平原则和经济增长的均衡都受到了伤害，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近些年来中国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失衡与比例失调的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相联系的。

　　第五，要注意我国的经济安全。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所以全球经济波动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处理不好，石油、食品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国际价格变动，很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近几年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大大高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在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最快的。这说明国际能源紧缺的威胁已经在迅速转变为现实。日本之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走出其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其他原因之外，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和当时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此后经济增长率长期在3%以下徘徊，日本奇迹不再重现。中国现在和日本当时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就是我们也处在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也遇到了石油危机的冲击，人民币也在升值，但我们的相对工业化水平不如日本当年那么高，而且中国自己能够解决90%左右的能源需求，但威胁仍然是存在的。最近一段时期，国际上原油和粮食价格急骤上涨，为了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现在看来，这种干预有利有弊，好处是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经济动荡的严重冲击，问题在于对原油这样大量依赖进口的产品，巨额的价格补贴不仅不能解决石油和石化生产企业自我循环和发展中的矛盾，反而有可能助长国民经济活动中对紧缺能源的不合理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维持了眼前的经济增长，从长远看却可能使我们遭遇更大的能源危机。因此，通过适度和逐渐的价格调整抑制国内的能源需求，并进一步改变目前的能源消耗结构，使我国的能源消耗更多地立足于本国的力量，对加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能源等关键商品的价格改革要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力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的要求，正如当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一样，这种改革同样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当我们顺应经济活动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完成这些改革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有了一个更高和更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