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生态修复规划》锁定六大“生态修复”任务

　　作为灾后重建规划九内容之一、编制历时两个多月的灾后生态修复规划有了成果。

　　7月21日，环保部通过了《汶川地震灾后生态修复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提出了修复重建的规划目标：即到2010年，要完成灾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企业治污设施恢复重建。

　　该《规划》上报国务院批复后，与其他专项规划成为国务院总体重建规划中的一部分。

　　此次大地震造成了山体滑坡、植被破坏、水系改道等严重的地质次生灾害，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化工品泄漏、地震带上的水利设施隐患等也再次警示，保持经济活动和环境承载能力平衡性的重要性。因此，国务院批复的整体灾后重建规划中，“生态先行”是其基本原则。

　　为此，专家呼吁，灾后生态修复不仅要对大量环保设施进行恢复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一契机，创新环保机制和体制，如“规划环评”纳入各种重建规划、试行生态补偿机制、自然保护区管理突破部门分割等。

　　目标：高于震前环保水平

　　《规划》确定，未来两年内，灾区生态修复重建重点从六个方面展开，其中包括：加强核辐射监管、饮用水源地保护及水源涵养地保护、固体废物处理、土壤污染治理、环境监管能力、监测能力等。

　　灾后一个月，环保部正式对外宣布，50枚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的放射源已全部收贮完毕。作为有诸多辐射源的四川灾区，此次灾后生态环保修复中，重点内容之一是加强该区域核辐射监测、监管，恢复辐射源的防辐射设备等。

　　水源涵养地生态恢复、饮用水源地保护也是当务之急。

　　据专家估计，四川灾区每损失1公顷林地就要减少115立方米的水源涵养能力。地震造成了大面积山体滑坡、植被破坏，使得作为长江等重要河流水源涵养地的四川，在此方面功能受到影响。

　　“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有增加水污染的风险。”环保部生态司处长崔书红对记者分析，如在灾后防疫过程中，3000吨以上各种消毒剂、杀虫剂、灭菌剂等在短时间内集中使用，和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腐蚀动物尸体物质等的汇入，可能影响灾区饮用水源的安全。

　　地震后，灾区环保部门共对388个饮用水源地开展了6256次监测，目前水质均正常。但保证上述水源地水质未来一直正常达标，还是个不小的挑战。为此，该领域的保修复和重建是《规划》中确定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另外灾后生态修复中还有一个紧要命题：如何处理垃圾，即固体废物处理。

　　“灾区垃圾存在次生环境灾害隐患。”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伟曾赴灾区“把脉”如何处理垃圾。他把灾区主要固体废物划分为三类：传染性污染物如有些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有毒有害化学污染物、建筑垃圾。

　　除重点领域布局外，《规划》对灾区生态修复提出了环保基础设施恢复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

　　总体目标为，到2010年，要完成灾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企业治污设施恢复重建。具体有：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5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5％，灾区环境质量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90％，区县空气质量年日均值达到二级标准。基本恢复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生态功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能力规范化建设比率达到80％。

　　“具体目标要求上，要高于灾前环保水平。”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咨询部主任吴舜泽称，借此重建机会，全面提高灾区环保水平。

　　《规划》中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包括：财政支持、税收项目等优惠政策、监管、绩效考核、与其他规划统筹衔接等。

　　建议开征资源税

　　“相比道路恢复、城市建设等，生态恢复和保护是长期命题。”吴舜泽对记者表示，由于《规划》是解决灾后2年内的重建问题，所以从内容上来看，属于“有限目标”。也就是说，即便是完成了《规划》中设定的目标，生态保护仍然是长期任务。

　　据环保部生态司处长崔书红提供的数据显示：初步调查地质灾害导致5%-8%地表覆盖严重破坏。其中，北川县最大一处滑坡就达几万平方米；动植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地震导致3.7万公顷大熊猫栖息地破坏，占栖息地面积的3.8%等。

　　这种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再加上“灾区的环境影响表现是滞后深远的”，对此，吴舜泽建议，国家灾区重建总体规划包括生态修复规划需要设定十年或者更长的重建目标。

　　灾后不到一个月，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提出呼吁，灾区重建应充分考虑当地地质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镇、工农业生产布局和建设标准。

　　“在自然区保护区恢复重建中可以进行机制创新。”崔书红表示，灾区生态保护区重建也是一个探索机制的好机会。

　　环保部资料显示，此次四川地震灾区地处我国岷山??邛崃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区内建有65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8个，省级自然保护区41个，市县级自然保护区6个。

　　崔发现，按照现有管理体制，灾区内各种自然保护区，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管理。有的自然保护区相隔很近，甚至已经连成一体了，却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容易造成管理问题。

　　“动物是没有什么自然区概念的。”崔建议，借灾后重建恢复之机，可以进行自然保护区整合等有关机制创新，如自然保护区统一化管理。

　　除管理机制创新外，灾后生态修复中，能否探索环保长效机制，也成为业界的期待。“灾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崔书红称。

　　尽管生态补偿已提出多年，但由于国家政策还尚未明确，很少在实践中具体实施。对此，崔建议，灾区生态补偿可以从三个层面开展。

　　首先，仍继续落实“工程补充”，即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这样，可以促进当地居民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其二，要按“开发者付费、保护者获益”的原则，通过价格杠杆，制定科学合理的矿产、水、生物等资源开发生态收费制度，包括及时开征资源税。

　　“如果开征资源税，可以使当地政府有更多财力进行环保投入。”崔称。

　　其三，加大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保障该地区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必要的经费，以及保障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