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环境能源交易所没必要见者有份

　　本月5日上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宣告成立，成为国内首个环境能源交易平台。然而，仅仅半个小时之后，北京环境交易所也正式挂牌。这看似巧合的背后，传递出颇为耐人寻味的讯息。据称，天津、湖北等地也都在酝酿或申请报批类似的交易所。

从京沪两地环境能源交易所的业务内容看，主要都集中在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节能量指标交易、二氧化硫和COD等排污权益交易以及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重叠性非常之高。于是，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中国到底需要几家环境能源交易所？

　　对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简单回答。如果放在一个纯经济学的框架下，答案自然是越多越好。因为多即意味着竞争，意味着企业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这家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不好，可以换另外一家；此处人气不旺，可以转往彼处。最终，企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帮助市场完成优胜劣汰，资金流、信息流、人流最后都集中在表现最优的一家或几家交易所。此外，由于市场大门随时为新进入该领域的竞争者敞开，暂时取得垄断优势的交易所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霸气。就这样，在“看不见的手”的忽悠下，市场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然而，上述分析也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可能而已。回到现实经济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中来看，答案可能又完全不同。

　　首先，众所周知，在中国，中央的政策倾向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90年代的浦东，以及现在的天津滨海新区，其经济发展都极大地受益于先试先行的政策优惠。因此，很难想象类似的环境能源交易所会像撒胡椒面一样在华夏大地遍地开花，最终可能还是集中在那几个重点城市。因而注定了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完全费厄泼赖、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决策。

　　其次，从金融市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来看，环境能源交易所的设立，必须以相关市场及服务配套措施的发展程度作为前提，例如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或创业板市场、信贷抵押市场、专业人才市场、环境和清洁能源研究机构，乃至金融、法律等一大批相关服务行业来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集聚效应，企业只需要在一个城市，就可以完成从申请、立项、评估、上市、拍卖、交易、审核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全部过程，从而大大节约人力和物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全球主要的节能减排技术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大都集中在伦敦、芝加哥、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国际著名金融中心城市。

　　再次，从环境能源交易所服务对象来看，应考虑其周边是否有大量的制造企业和能源企业，以及其对全国的经济辐射能力如何。以碳排放交易为例，如果某一地区的制造企业正面临大规模的节能技术改造，或者传统火电企业正在向清洁能源提供者转型，那么大量的碳排放商机就将应运而生，跨国企业可向其购买由此降低的碳排放份额。同样，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光靠国家包办不行，必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这一领域。

　　最后，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几个城市同时争夺一个金融要素市场未必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以石油期货交易市场为例，近年上海、北京、大连都开设了交易所，但迄今为止，虽然中国原油进口逐年增加，但在国际石油定价权方面依然没有发言权，因而不得不接受歧视性的亚洲溢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规模效应被分散了，难以聚拢足够的人气和影响力。

　　基于此，笔者认为，从国际经验和目前国内实际情况看，仅要一两家环境能源交易所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