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雄“个人观点”隐藏东家利益？

　　上周，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一份“中国将出台数千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致使沪指在20日大涨7%以上。而在26日，处于“风暴眼”中的龚方雄发布一份最新声明暗示，前述报告纯属个人观点，并非政府观点。

此外他又进一步建言从外汇储备中拨出千亿美元建立基金专买“大小非”，助股市维稳。然而，这一次股市却没有再掀波澜。不知是否与上周报告引起的多方压力有关，龚方雄称已开始大休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龚方雄：准备金率明年将降至15%

　　龚方雄的休假来得正是时候，正好借此从舆论的围追堵截中喘口气。虽然暂时在公众面前消失并不能彻底抚平资本市场上当受骗者愤怒的情绪，但是也可以给公众多一份冷静的思考时间，想想自己为什么那么听龚方雄的 “个人观点”。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防止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同时，公众的觉悟不提高就还会让设局者一而再地阴谋得逞，普通投资者的钱袋就难逃被忽悠的风险。

　　龚方雄有一串很唬人的头衔：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这一头衔有很强的迷惑性，让人觉得就像是坐中国“头把交椅”的经济学家，这种份量的腕儿说出来的话不是有内幕眼线，就是有真凭实据，还能有假？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但这实际上是对“首席经济学家”头衔的严重误解。其实“首席经济学家”只是一个特殊的人事岗位，并不是经济学家??严格地说，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也许本身具有一流经济学的造诣，但他一旦站在这个岗位上说话，就不是以一个纯学者的身份发表观点，他就一定会为他所隶属的商业银行或投行负责，维护其隶属机构的利益。这种“经济学家”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 “经济分析师”。所以，应该客观地看待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可偏听偏信，过分崇拜则更无必要。

　　有关“中国将出台数千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报告，在第一时间就有人怀疑，但是关键时刻股市的大中小投资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的份量在他们心目中有多重。商业银行或者投行出台各种报告是常有的事情，报告中或许有真知灼见，但是报告中也很可能隐藏着身为市场投资（投机）活动参与者的商业银行或投行的利益。而在事后龚方雄承认报告纯属个人观点而并非政府观点后，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报告中到底隐藏着多少其东家的利益。龚方雄选择此时突然休假就如同一场比赛中我们常见的一幕：一个球员在卖力地完成教练的战前部署进球后，会被其他队友换下场以示犒赏。

　　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人??谢国忠，他曾经的身份是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两年前当他被迫从服务了9年的摩根士丹利辞职时，人们已经在议论一个经济分析师在坚持个人职业操守与为机构利益服务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一向言辞大胆、犀利，并屡屡给其服务的公司带来麻烦的谢国忠辞职理由据传有二，一是摩根士丹利公开承认的理由：谢写了一篇颇带感情色彩的抨击新加坡政府的内部邮件外泄；二是坊间的揣测：由于他经常“唱淡”内地房地产市场，与近年活跃于内地地产的大摩立场有不一致地方。不管是哪个理由，都揭示出一个道理：大投行已经不是简单的国际金融组织，渗透各国经济命脉的国际大投行能利用自己的言论和经济优势对一些国家施压，同时又要游走于国际各主要经济体之间为自己谋利益。它不管是基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只要“首席经济学家”言行伤及自己的利益，任你是什么学界高手都难逃下课的命运。

　　龚方雄虽然大玩 “移花接木”之术，把中国股市搅得瞬间大起大落，但却并不是摩根大通眼中的罪人，一个“休假”尽显摩根大通护犊之心，这里没有恻隐之心，只有心照不宣的“激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摩根大通，在中国股市走势如此微妙的时候，究竟通过其“御用文人”达到了什么目的？

　　既然身在局中，就要遵守投行的潜规则，放弃学者的自由，耐心地做一枚孤独的棋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在休假的龚方雄所能想到的支撑其全部道德的理由，但却想起了《无间道》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拨千亿外储专购大小非不具可行性

　　◆周义兴

　　引发上周三股市一日行情而成为明星的龚方雄，本周虽然又提 “拨出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助稳股市”的建言，不过再也没有产生像上周那样的股市影响。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龚方雄先生的这个建言在现有国内经济形势下不具有可行性。

　　首先，国内经济调控虽已从早前的“双防”转向目前的“一保一控”，可以说经济调控的节奏与力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舒缓。然而与此同时，7月份PPI创出10%的历史新高，以及政策层面所显露出将在奥运会后上调油电价格的意图，都可能会对龚方雄的这个“外储”建言形成宏观约束。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从外汇储备中拨出千亿美元，并成立基金用于专门购买大小非，那就等于是把央行通过上调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已经回收的流动性，重新又以人民币的方式投放到市场。而如此做法的后果不但会使已有的控通胀政策效应遭受某种抵消，而且对物价的控制也完全可能会由此更加困难。就此而言，无论以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还是以市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讲，这个建言都不具有政策所应有的可行性特征。

　　其次，从具体操作层面看，国内的市场管理机关决定了各自的权限不同，如要从外汇储备中拨出款项并成立专门资金用于股市，就一定会涉及到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认识统一。退一步说，即便这个专门资金能够成立，也还要涉及这个资金由哪个部门负责、操作的原则是什么、又该在什么市场情况下买进、买进之后日后在什么市场条件下卖出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其中的操作性不仅关系到行政权力与股市，并且还可能与股市本身能否得到健康发展息息相关。而这都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充分评估。

　　笔者并非反对实质性的股市维稳措施出台。但是，为稳定股市的相关建言必须与现有市场制度及宏观经济形势之间有一定的契合，也就是可行性，否则就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股市波动与负面市场预期。实际上，相对于外汇储备而言，动用已征收的印花税用于股市稳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合理性上，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角度，可能都显得更为正当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