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路医改 药监局划归卫生部

　　新医改从2005年开始酝酿，但基本方案至今尚未面世，在十多个部门参与的此项改革中，部门间的职能交叉和利益博弈，被看成是“医改推进慢”的原因之一。而卫生部9月1日公布的“三定”方案，似乎从一个方面回应了公众的这种质疑，当然，它更多的是在找出路。

　　 9月1日，卫生部通过网站公布其“三定”方案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在9月3日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虽然发布信息的渠道不同，但是内容都表明：“大卫生部”的本轮机构改革，正在通过权力的收放和划转，为进行中的新医改，彻底铺平政治路径。

　　全面接管医院医药

　　对于公众来说，新医改方案总是那么神秘，但究其主要方面不外乎包括医院、医药和医保三大块。其中，除了医保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外，另外两块，按照卫生部的新“三定”规定，将由卫生部全权接管。

　　在此以前，也就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卫生部管理前，该局作为国务院直管局独立运行，它也和卫生部一样，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独立承担其中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编制工作，组织制定国家药物政策。

　　“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是医改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健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颜江瑛9月3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名单草案，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全面推行，但根据政改、医改的整体方案，这项工作被相应调整。

　　颜江瑛所说的调整，包括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制定及实施移交卫生部。至此，在医改的大盘子之中，有关医药改革的内容，明确归卫生部直管。

　　“将药品交给卫生部管理，能进一步理顺医、药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主任刘国恩向记者表示，中国把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保证“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基础，在此前开展的工作中，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先后两次系统地遴选基本药物，4次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基本目录预计在300至500个品种之间，基本药品目录中，有很多都是价廉有效的药品。

　　为鼓励企业生产价廉有效药，成为未来医改方案的药源补给，国家有关部门将给出倾斜政策，而卫生部的接手，除了继续做基本药物目录的编制工作，还将根据医改的整体方案，制定配套政策，组织药物的定点生产、统一配送、集中招标和财政扶持等工作。

　　当然，国家药监局退出医改工作，并非如外界所说的权力削弱。

　　颜江瑛解释，职权的调整是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虽然，此前药监局负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对于医疗机构最终是否采纳和使用，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毕竟医疗机构由卫生部管辖。而通过此次调整，确保有关医、药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能遵循方案有效实施。

　　新设司局对接医改

　　卫生部的“三定”机构改革，对外接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内增设“医疗服务监管司”和“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

　　“设立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就是为了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电话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部新增的内设机构，部分就是和医改任务“对接”。

　　毛群安的话，证实了卫生部正在根据长线需要，安排新的卫生政策。也就是说，尽管新医改方案尚未公布，但先期出台的“三定”方案，为未来的医改预制好了“行头”。

　　记者从多个渠道反映出来的情况获悉，将要出台的医改核心，基本内容涵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国家基本药物4个方面。8月29日在“2008年深化医院管理年活动暨2008年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再次重申未来新医疗体制改革的“3+1”内容。与此相对应，卫生部针对这四大改革方向，分别有4个相应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局、农村卫生管理司、医疗服务监督司和基本药物司。

　　基本药物司随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势进入公众视野。

　　“专门的行政部门的成立，有利于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地。”刘国恩说，在此之前，由于政策有条块分割的嫌疑，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建立过程中，一直未能有效运转，原药监局颁布的《国家基本药物》，只是一部指导性目录，“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和“基本药物定点生产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实现。

　　卫生部此次组建了具体的行政部门，通过对500种临床基本用药的遴选，预计一旦铺开，将能满足80%的临床需求，不但如此，专门机构在确定基本药物的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和规范使用的同时，还能通过“制度+技术”的手段，实现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可及和廉价。

　　药品定价权留悬念

　　围绕医药开展的权力交接和新设部门，与药品的定价权没有关联，但是，新一轮药品降价政策，已随医改的推进而不可逆转。

　　“药品的价格改革，与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等问题互为条件。”颜江瑛告诉记者，目前，处方药的定价权还在发改委，非处方药的定价权在地方，但药品定价新政策已经进入国家发改委的讨论议程，重点是讨论药价加成和单独定价。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以药养医”问题，政府为了弥补医疗机构的亏损，给予医疗机构15%的顺加价政策，但这一政策逐渐演变成医疗机构和医生获利的最有效途径。举例说，同类的两种药品，价格分别是10元和50元，医院为获取更多利益，一定会采购50元的药品，因为它能给医院带来7.5元的创收，而10元的产品只能给医院带来1.5元的利润。

　　除此以外，外资药企由于享有单独定价的权利，其药品的价格往往是国内同类产品的3-5倍。加价的结果，当然由消费者最后买单。

　　“发改委重视制定一个硬性的价格标准。”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课题组主任、卫生部医改政策制定专家李磊介绍说，所售的药品价格一旦高于这一标准，将不再实行顺加价的方法，而是采取等额加价政策，按一个固定的数额实行加价，以此遏制高价药滥用的情况。针对外资药企的高定价，李磊已联合相关专家向发改委建议，将外资药企的单独定价权缩至3年。

　　中国经济体制政策研究会余晖研究员认为，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药价，特别是发改委此次考虑的等额加价制度，是一种替代性选择，因为不论是降价还是等额加价政策，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体制已经理顺，接下来真正需要做的是发改委、卫生部和社保部门让渡各自的利益，联合推进医改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