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贩毒记

　　杜月笙贩毒记

　　杜月笙建的杜氏祠堂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甚至有人说，当时全球每8包海洛因中有7包出自杜月笙。

　　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符号化的商品”。在19世纪初，英国商人靠它敲开了封闭的帝国大门，造成

　　白银大量外流，终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19世纪末，英国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鸦片生意，而生意犹在，成为各地军阀最重要的税收来源。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政府贩毒，当然需要一个商业上的合作者，被选中的人就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这是一个很多年后仍然难以准确评价的人，他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领袖、政府的忠诚合作者、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众多企业的所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这些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华丰造纸公司董事，以及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上海正始中学创建人等等。惟一当面采访过杜月笙的外国记者伊洛娜?拉尔夫?苏丝在《鱼翅与小米》一书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此人时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长长的双臂毫无目的地来回摆动。鸭蛋形的头显得很长，头发却剪得很短，前额好象向后去了一大块，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黄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呕的烟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冷冰冰的手。”因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杜月笙被授予少将军衔。全国禁烟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领导者。

　　杜月笙的胆大妄为，在后世人看来十分具有戏剧性。曾经是蒋介石经济顾问的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记录了一个故事：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兼财政大管家，是极其霸道的一个人。1928年，孔的夫

　　人宋蔼龄在跟杜月笙的交谈中透露政府将在外汇交易中采取某种应急措施，杜回去后当即进行投机操作。

　　谁料，政策突变，杜月笙损失了5万英镑。杜要求赔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东的家乡高桥建成杜氏祠堂，轰动一时，据称有8万人参加了落成庆典。蒋介石亲送

　　匾额“孝思不匮”祝贺。席尽人散后，这个豪华的祠堂就成了远东最大的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除了在国内贩售，杜月笙的鸦片生意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

　　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这条通畅的“全球销售网络”：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城市的，由于上海法租界由河内管理，这就构成了一个从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的阴暗交通网。伊洛娜?拉尔夫?苏丝认为，“杜月笙是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方伙伴，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加拿大、美国和拉美各国。”美国警方曾经收缴到来自中国的毒品，“海洛因盒子上都打着全国禁烟局的各种官方印记”。有人甚至计算，当时全球的8包海洛因中，就有7包出自杜月笙。

　　靠蒋介石慷慨的毒品专营，杜月笙赚到了最多的钱，他以同样的慷慨方式回报前者。在1935年，他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1936年，为了庆祝蒋介石50大寿，

　　月笙送飞机一架，并将之命名为“上海禁烟号”。

　　吴晓波：当下最有影响力的财经作家之一。其撰写的《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等是中国企业研究的重要文本。他为本刊撰写的专栏将是他下一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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