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与创新力量促经济增长

　　以市场与创新力量促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不出人们所料，前三季度GDP增速放缓，跌破10%。按可比价格计算，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也是数年来首次回落到个位数增长。

　　这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世界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中国亦无法独善其身。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也几乎是必然的。不过，GDP增速的过快下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的确有些令人忧心。

　　从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出的基调看，政府显然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经济步入下行通道之时，宏观经济政策自然也会不时相机调整。就这一次的政策手段来看，财政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政策选择。

　　一般而言，要拉动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就现实来说，内需的提振尽管迫切，但不可能迅速爆发，它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明确不明确、社会保障感强还是弱、可支配收入有没有增长等许多前提条件，将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另外，和1998年中国通过发展房地产业来带动内需有些不同的是，目前能看到的、类似房子和车子那样的需求增长点并不十分明确，农村市场的发育也不会立竿见影；同时，出口更多倚赖于外部环境，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从见效快的角度看，政府在这个时候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合乎逻辑的。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表态，要加大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主要是加快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必将上升，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建设性财政的路子还将在经济舞台上发挥作用。在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煤炭、钢铁、石油、电力需求都不充沛的情况下，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通胀”时期相比，也可以收到“多办事不多花钱”的效果。

　　当然，投资规模何谓“合理”，不是一个容易的判断。且政府依赖基础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有不少成功经验可循，但其弊端（如低效率以及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等）也需要警惕。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两害相权的取舍问题。

　　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对于依然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决策者执意要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并非不知道这条“老路”的弊端与问题，而是两害相权之后的选择。同时，政府的投资方向，不是去搞消费型的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而是立足长期性的基本建设，这是值得肯定的。

　　基础设施建设要考虑对GDP的拉动效应，也要考虑基建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已经清晰地暴露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故此，基建资金要在加快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发力，也应在相对较为贫瘠的其他中西部地区起到实际的拉动效用。

　　投资结构的改善，还应体现在传统基础建设领域拾遗补缺之外，政府投资也须更多着力于新能源、环保等方面。以产业政策、税收、资本市场等多种间接方式，激励各种市场力量在这些新领域喷薄而出。如今，新能源、环保等正是实现GDP增长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效结合实践的良机，反之，如果沿用惯性思维，仍单纯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所驱动，却忽略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那就可能失去解决矛盾的好时机。

　　本报在昨天的社论中已经提出，当此之时，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有必要性，但扶持民营经济更为关键。民营经济的活跃与繁荣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活跃与繁荣程度，尤其其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更是中国城市化所必须的。体制变革释放出的能量与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共同产生作用，将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创造力，以创新和优化的供应，刺激需求，这对缓解当前经济困难的情势大有裨益。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还应更多寻找市场化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途径。比如，就呵护创新力量与扶持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久拖而未决的创业板市场宜适时推出。因为稳定当下信心的最终出路是积极创造未来新的增长点。本质而言，以各种因噎废食的理由冷遇创业板，无异于自我封杀中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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