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10月28日电（记者栗建昌、孙洪磊）大邱庄，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令无数村镇向往并效仿的地方，在经历了兴衰曲折之后，近年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并进入发展快车道，但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仍是困扰当地干部群众的大问题。
大邱庄30年的沧桑起伏，对有着5000余年农业传统又继续探索前行的中国农村来说，历史借鉴意义重大。
曾经的辉煌 1976年，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在茫然四顾的时候，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大队书记禹作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了带领农民办工厂脱贫的道路。那时的大邱庄还是一个村民们食不果腹的“讨饭村”，全村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人均收入仅167元。“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
1977年到1993年，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子，取得了世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1家企业形成拥有50家企业的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起初的10万元猛增至1993年的51．7亿元，人均收入增长了45倍，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但这位“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在率领村民取得经济辉煌发展的同时，家长意识也不断膨胀，并公然挑战法律。
1993年，禹作敏因命案和组织村民暴力抗法而锒铛入狱，走上了穷途末路。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姚金明说，当年，大邱庄虽然在经济上创造“奇迹”，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着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传统体制和机制弊病，这些因素都使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
“鼎盛时的大邱庄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担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姚金明说，“村集体经济曾承担着村民的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等多达15项免费福利措施。企业不景气后，这些福利成了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
艰难的转身 据大邱庄镇镇长张玉刚介绍，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党委、政府下决心实施了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三步走系列改革。
第一步是住房改革，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和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自此，大邱庄住房实现了商品化。房款收回后，各村街又按照镇里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了7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
第二步是医疗、交通、通讯等福利制度改革。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等豪华车统统拍卖，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第三步是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确定了“实现公司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在资产上明晰产权，产权由虚有变实有；投资主体上，由单一变多元。
张玉刚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加上国内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此后一路下滑，到2001年，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经济跌入了低谷。
张玉刚说，2002年以来，随着我国钢铁市场整体形势向好和企业产权关系的理顺，大邱庄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通过主动承接天津滨海新区产业转移和天津市内冶金企业外迁，2007年，大邱庄实现销售收入318亿元，占天津钢材产量30％以上。
有益的借鉴 有关专家表示，在30年艰难曲折的改革岁月里，大量的理论家、实践家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痛苦转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努力。而在各种问题尤其复杂而尖锐的广大农村，禹作敏于静海县大邱庄主倡的改革实践之路，给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冲破旧有束缚与制度化重新建立的过程。大邱庄在改革初期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乡镇工业企业的思路，不仅扭转了以粮为纲的传统，也冲破了很多制度性束缚，但这个“解冻期”的过程不可能持久，社会必然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化束缚进入“再冻期”，如果始终把“冲破”变成永恒的模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今回头看禹作敏的悲剧，就是没有意识到他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历史的现象，头脑中没有建立新规范的意识，这导致了他不愿意重新面对政府和法律的约束，出现问题后一错再错最终走上不归路。”常健说。
专家表示，中国农村的改革应是包含了党、政、社会、企业的全面改革，四个要素必须相互补充。这是未来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中，应重点思考和改变的领域。
(责任编辑：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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