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陷入“扩大内需”的陷阱

　　现在有一种短视且非常危险的倾向，认为中国应扩大货币供给以保持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这是看错病，抓错药，而且是一副毒药，中国务必警惕在“扩大内需”的大旗下，以各种奇怪的药方为未来制造更大危机。

　　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困境的本质是产能过剩，全球通缩的到来将加剧和恶化这一危机，这是与欧美信用危机截然不同的状况。“货币供给派”试图模仿欧洲的救市行动，向市场注入廉价的无限的流动性，这将导致大量无法在生产领域投资获利的资本流向资产领域，并吹起泡沫。

　　欧美危机源于次贷违约引起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高杠杆的投资机构纷纷倒闭，令资本加速逃离资本与商品市场，从而将整个金融体系拖入危机。其所引起的恐慌情绪蔓延到银行间拆借与信贷等市场，冻结了流动性，并面临储户挤兑的风险。因此，欧美各国必须以注资的方式拯救银行，并向储户和拆借、票据等市场提供政府担保，防止金融体系崩溃以及实体经济受紧缩的影响而恶化。但这仅能稳定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不能最终流入大众的口袋来抹平债务黑洞，因此，在后泡沫时期，“直升机撒钱”也无法改变经济萧条。

　　中国并不存在信用冻结，实际上，不久前还在为流动性过剩紧缩货币供给。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实体经济面临压力，即产能过剩与资产价格过高，表现为出口部门的恶化以及住房价格的下滑，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是与欧美相反的危机演化过程。

　　产能过剩意味着市场缺乏投资获利的机会，即使将利率降低到接近0，也不会有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出现，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资产价格过高更表明需要谨慎的货币政策引导房价软着陆，而不是通过廉价信贷维持这个泡沫。如果当前信用扩张，货币必然流入资产市场，累积更大泡沫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信贷推动，当全球通缩导致出口部门产能过剩恶化，扩大信贷支持的力度来刺激国内投资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这种盲目的惯性将增加“凯恩斯式”刺激方案的力度，从而将中国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目前，全球希望中国扩大内需延缓世界经济的衰退，但中国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健康地刺激经济增长。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部通缩视为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则会发现他们具有同样的后果，即目前我们所观察的现状：出口恶化以及资产价格下滑。因此，中国遭遇的是典型的“转型困境”而非单纯经济衰退，扩大内需必须以“转型”对待。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转型的失败。当年同样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出现出口萎缩及产能过剩，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倒闭。为了响应市场救市的呼吁以及赢得选民支持，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内需，希望完成从“出口依赖”向“内部拉动”的转型。但是，由于大量产能过剩，而且早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国内的投资机会与消费潜力非常小。政府的基础建设与信用扩张，导致货币涌入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从而酿成泡沫。当泡沫破裂后，银行出现天文数字般的坏账，政府利用财政援助银行做法再加上此前的财政扩张，累积了惊人的财政赤字，从而呈现出产能过剩、银行坏账以及财政赤字的三重危机，直到今天，日本经济仍然没有恢复。

　　中国经济现状与日元升值后所呈现的类似，如何扩大内需完成转型必须吸取日本教训，尤其不能同时实施财政与货币的扩张。首先必须清楚的是，政府万不可利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继续支持那些本应该淘汰的产能，因为这会导致资本继续维护那些低效率的生产，就如日本那些得到救助的夕阳产业消耗大量货币资源，并阻碍了产业升级。其次，防止信用扩张制造资产泡沫，从而为银行安全埋下巨大的隐患；其三，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要警惕地方政府借此继续获得廉价信贷，来延续过去几年经济过热期间留下的形象工程或楼宇，目前地方政府已经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如果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继续举债建设无疑成为黑洞。因此，中国必须遵守谨慎的货币政策，采取可控的财政刺激政策。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任何试图避免痛苦的转型都将注定失败，并酝酿更大的危机，远如日本，近如美国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为了避免互联网泡沫带来的衰退而采取信用扩张的政策，酿成了今天全面的衰退。中国必须敢于迎接阵痛，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转型有巨大的空间。彼时日本消费潜力不足，中国当前则是消费能力不足，若推进分配改革，增加大众收入可帮助消化过剩产能，并为企业的创新升级提供缓冲的时间和空间。中国政府还可以放开过多的管制，尤其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等领域，关键是，政府是否有勇气推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