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30年：记者亲历写成的史书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三十周年，很多中国人的心情都是不平静的。陈大斌的《中国农村改革纪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全面、准确反映农村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全貌，又能深入阐述、评析这一伟大改革的意义及影响的书籍。读这本书也让人很不平静。

　　这部书名为“纪事”，但它对改革中的重大事件不仅有准确的记述，更有独到的分析，深刻的见地。例如，在谈论农村改革时不少人往往把“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混为一谈。作者告诉我们：从字面上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只有一字之差，内涵上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包产到户”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就已出现，它不全盘否定集体经济体制，在保持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经营的前提下，对劳动组织、评功计酬等管理形式进行变革。社员承包农业社、后来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土地，实行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打破了“大呼隆”劳动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从而调动其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但这种办法没有从根本上改革集体经济体制。实行“包产到户”不可能直接造成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改变。而“包干到户”就根本不同了。这种办法农民称之为“大包干”，即农民从集体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的生产、经营及产品分配权完全由农民“包干”，在承包土地上，农民自主生产经营。分配方式上更完全不同于集体劳动或“包产到户”：承包者先把劳动果实拿到自己手上，再按承包合同规定“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办法，劳动者有完全的经营、生产、产品支配权，管理办法也简单明了，透明公开，农民容易掌握，因此深受农民欢迎。实行这样一种办法，“集体”的权力大部分“丧失”。实行“大包干”是一场农业经营体制上真正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垮台。

　　陈大斌能够把这部书写得如此精到与他的特殊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他长期在新华社从事国内农村报道，又有较长时间在农村“蹲点”调研的经历，从1977年到1982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担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新华社农村改革报道工作。他与国内各分社的记者上山下乡，奔走在改革第一线，皖北、皖东、凤阳、小岗、四川、豫东、鲁西北……凡改革的重点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他还有机会出席或采访了农村改革过程中的一次次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了解改革中若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一个个重要改革措施出台的经过，结识了众多的改革风云人物。这些经历使他“得天独厚”，对改革全过程中中央的决策及农村基层改革实践中的动向都有直接的了解，从而掌握、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来，他虽然调任《瞭望》周刊总编辑十年，但一直没放松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而且使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更广阔的视角来反视反思农村改革的经历。

　　陈大斌认为，要写出一部无愧于改革历史的著作，仅仅有这些准备还很不够。这些年他更是集中精力研究“三农”问题，把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体制变革作为研究重点，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从农村改革到新合作制的重建。他花了十年工夫，自费跑了半个中国，拜访了若干位有关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寻查、汇集分散在各处的历史资料。这样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在新中国农村体制历史性大变革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农村改革，自然就有了更新更高更广阔的视角，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