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把握金融危机中的机遇

　　今年９月份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华尔街五大投行轰然倒下，全球股市竞相暴跌，世界经济发展开始减速。为了减少和控制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危害，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紧急出手，一系列救市措施——注资、降息、减税，接二连三出台。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特殊时期需要特殊对策。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正经受近几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中旬，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赴陕西、广西、四川、吉林、浙江、广东、山东、湖北、河北，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金融海啸的负面影响展开调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是企业当前的重大命题。

　　金融危机三大风险

　　金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类社会已步入一个高度货币化的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和社会交易都离不开货币。可以设想，如果以配置货币资源为主的金融业出现混乱，整个国家的社会交易自然会受到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金融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在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保险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产业。

　　金融危机是指一国或地区的所有或部分金融指标出现急剧恶化，如国内资本市场崩溃，大量金融机构倒闭，企业破产，经济增长下降等。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世界上爆发过多起严重的金融危机：如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１９９８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１９９９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０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

　　从这些危机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有三��

　　风险之一：金融危机使资产大为缩水。盖茨个人净资产同期减少１５亿美元降至５５５亿美元；俄罗斯前２５名富豪的资产市值在５月１９日至１０月６日间缩水超过２３００亿美元，相当于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资产市值的４倍；李嘉诚的损失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国内，许多家庭持有的房产、股票、基金等资产大大缩水，金融危机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风险之二：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埋下了社会隐患。

　　风险之三：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可能危及国家安全。２００８年发生的越南金融危机就是这样。越南因为发展模式的缺陷，对国外市场依赖度大，出现了越南盾持续贬值，股市被腰斩，房价暴跌及大量国际资本外逃的现象，破坏了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外部需求即出口基础上，造成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经济肯定是不安全的。

　　对金融危机的纵深分析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本次金融危机和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最大的两次危机。两者有何不同？

　　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特征是内生性。“９•１１”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将联邦基金利率一降再降，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历史低点１％。这意味着，市场融资条件宽松，借款容易。华尔街可以从市场上用极低成本获得资金。既然市场上充斥着便宜的资金，房贷机构便开出异常优惠的条件追逐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获得贷款的客户；同时，又以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卖给现金充裕的华尔街。人们蜂拥进入房地产，在房价达到峰顶之后，就开始下滑。很多人在享受了低首付和最初两年低月供的待遇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住不起现在的房子。于是，房贷的坏债大幅上升，一场雪崩开始了，人们的不信任感迅速蔓延，表现出传染效应——引发了美国大批金融机构的破产和财务危机，进而波及股市和社会实体经济，也使那些被卷入次贷危机的外国金融机构深陷泥潭——金融危机爆发。

　　与美国金融危机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具有外生性的特征。亚洲国家总是把自己发展的“车厢”挂在美国这个“火车头”上，导致亚洲国家货币内外价值偏离，价值体系混乱，企业腹背受敌，勤劳而不致富；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制度的不成熟性还表现在金融监管不力、法规不健全上。许多东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随着不良债权增大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菲律宾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间银行贷款增大了３８％，而贷款损失准备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却从３．５％减到１．５％，比重最高的马来西亚也只有２％。这么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旦有风吹草动，国际收支锐减，便造成人心浮动，外资迅速撤离，金融风暴随之即来。

　　若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变量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部决定的变量即为内生变量，外部决定的变量为外生变量。如果一个系统仅靠内生变量自循环，则具有内生性；反之，如果依赖于或者受外生变量影响、干扰，则具有外生性。如果一个国家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外生变量的基础上，造成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经济问题必然是“按下葫芦又升起瓢”。

　　进一步分析，亚洲国家金融体系屡受冲击的真正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已转向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意的竞争。虽然亚洲国家可以利用外向型经济的优势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没有领先于世界的产品和产业，产品出口至今仍然集中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领域，从而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失去了高技术的支撑，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下跌、衰退、危机。美国经济学家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测算，他发现虽然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其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在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的基础上，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Ｐａｕｌ Ｋｒｕｇｍａｎ在《外交》上发表了著名的《东亚奇迹的迷思》一文，并根据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预言东亚奇迹将无法持续。在其文章发表的三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由此可见，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可知，亚洲经济发展一定要创新，要靠“创新驱动”。

　　金融危机中的四大机遇

　　以上是宏观分析。从微观层面来说，这次金融危机给企业直接带来的不利影响有三：其一，通过积压泡沫，企业价值处于低洼阶段；其二，企业的资金受到影响，融资困难，周转不顺；其三，外部需求减弱，订单减少，客户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重要客户可能一夜之间倒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企业提供了机遇——企业要明了投资结构的变化，明了出口结构的变化，明了内部结构的变化，明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明了投资结构的变化。每一次金融危机，政府都会对相关行业进行巨大投入。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了预期。今年１０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２％，远低于预期以及９月份的１１．４％和３月份的１７．８％。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到２０１０年底政府投资约４万亿元，目的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北京市决定，今后两年共安排政府投资１２００亿元至１５００亿元，预计带动社会投资１００００亿元，提振社会和市场信心。显然，对于有着成功应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我国而言，面对１３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投资热点和投资机会绝不会匮乏。铁路、汽车、煤炭及其相关行业必定蕴涵着巨大的投资价值和机会。企业抓住这次机会在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入，正好适应了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布局。这是从宏观层面的机会分析。从微观层面来说，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处于价值低洼，企业核心能力强弱、业绩好坏浮出水面，优势企业正可以抓住机会，通过横向并购，扩大规模经济，得到长远发展。

　　——明了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范围较窄，集中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亚洲。在此情况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涉外经营往往跟着利润下滑。其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很大潜力。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能找到我国生产力发挥潜力的地方，如俄罗斯的轻工产品是短线，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则是长线。如果能改变国际市场竞争策略，将生产销售置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之中考虑，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以义乌企业为例。今年义乌市场玩具销售出现下滑，１－７月份销售额下降了２０％，主要是欧美市场购买力下降。在此种情况下，义乌玩具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中东等国外新兴市场，有的厂家为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消费心理，调整玩具上的图案、颜色，玩具上的文字也开始出现俄文与阿拉伯文。８月份之后，随着俄罗斯、印度等国采购高峰的到来以及圣诞节临近，新兴市场玩具出口出现反弹。义乌玩具对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出口的大幅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欧美市场订单减少带来的损失。再从商务部的统计来看，前三季度，我国对巴西出口增长９０．２％，对印度增长４３．１％，对韩国增长４１．８％，对东盟增长２８．４％。由此可见，企业应该具备全球眼光、世界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风险。

　　——明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改革３０年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高耗能、高耗资源的企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在中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非常落后，技术含量不高，技术溢出效应小，劳动生产率低。这次危机，给中国的企业上了一课——对于一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要加快转产转型，利用当前外部市场环境趋紧的倒逼机制，走上技术升级之路。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加，那么受限于资本、劳动投入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长最终将出现停滞。经济要想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最终必须通过技术进步的手段来实现。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技术较强的企业可以在震荡期泰然处之甚至乘势扩展，但技术能力较弱的企业越来越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必须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放置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坚决淘汰消耗高、污染重、水平低的落后生产能力，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最终实现企业转型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明了内部结构的变化。在金融危机下，企业要增加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借机提升自己。在比较日本与欧美企业的生产力差别时，美国的研究表明：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中期，日本企业对欧美企业长达近２０年的竞争优势，源泉在于日本企业的管理能力。丰田公司能打遍全球的竞争对手，并不是靠过人的技术达到的，而是靠精益制造。它们的质量管理、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丝丝入扣。因此，中国中小企业的种种困窘，从管理学上说，真正的原因是管理粗放。中国制造业中，员工７０％的工作属于无效动作，由此可见内部挖潜的重要性。内部挖潜是中国企业管理升级的大道。另一方面，在变局来临时，产品的多样化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实现产品多样化就必须把企业建立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意的层面上。

　　概言之，这四大商业机遇就是“明了应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只有“明了应变”才不会被外部风险所危害。“明了应变”并不是指企业要远离金融市场——如果这样，企业会“供血”不足，谈何发展？“明了应变”是指企业要处变不惊，能观察到安全和危险的境地，进退从容，步入发展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