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认为，如果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什么大的问题，那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的问题。
樊纲今日在出席万事达卡媒体见面会时分析指出，这次的经济危机凸显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应该说，过去的增长靠的是进出口的增长，也就是贸易顺差的增长。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出口总额和GDP的比率都到了八成左右。这次外部需求骤然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就凸显出中国没有发展起足够的国内市场问题。
而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他说，这涉及到怎么认识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储蓄率的问题，究竟是谁在储蓄，谁的行为导致了储蓄率提高，或者是哪个制度上的原因导致了储蓄率这几年的提高。通常一个解释是，中国的老百姓居民爱储蓄。但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并不比别人高，亚太区整个储蓄率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没有亚太区的平均水平高。研究发现，中国过去五年储蓄的增长，主要不是因为居民储蓄的增长，而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加上一点政府储蓄的增长。
他说，居民储蓄倾向稳定的基本原因是这些年有一些不利于增长消费的因素。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子女教育改革等等。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因素，有利于居民的消费，包括信用卡的使用，包括消费信贷，包括城市化。城市化是仅次于收入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促进消费增长的因素。各种消费条件在改善，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居民的储蓄倾向基本是稳定的。
他认为，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没钱。最近政府出台政策要鼓励家电下乡，鼓励农民消费，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最近统计局研究，最低收入阶层有九成九的消费倾向，钱都花了，孩子的教育还没着落呢。因此不是有钱不消费的问题，而是没钱的问题。所以中国不是消费的问题，是收入结构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收入变成了企业未分配的收入，这应该研究。
他指出，这些不是短期政策可改变的，而是涉及到长期的问题。第一是发展，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在这个阶段比较困难。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就业，这次经济衰退导致这么多农民工下岗，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需要稳定就业。由于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低收入阶层，工薪阶层的工资上涨很慢。第二是财税体制所关联的分配制度问题。财税体制过高，有一部分企业的收入没有按照应该分配的方式分配掉，通过转移支付转移到居民部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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