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冲突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结束后，我们遇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阶段的经济领域，中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内在冲突之中，从而令所有拯救性的政策左右互博，效果有限，最终可能以丧失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和能力为代价换取就业的稳定，漫长的转型演化为 “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常说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此轮经济高速增长期太过迅猛，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过于缓慢而政府又穷于应对短期的宏观调控，从而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驱动下，惯性的进入一个矛盾激化的经济过热阶段：贫富差距、内外失衡以及产能过剩都很严重。正是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发生惊天逆转，衰退凶猛而来，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掩藏下的矛盾统统暴露，并成为自身经济加速下滑的推动力以及难以挽救的主要障碍。

　　在经济转型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中国面临艰难抉择，毫无疑问的是，几乎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会选择即期的稳定，保护就业，从而牺牲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从目前的政策取向看，中国也如日本等此前的转型国家一样，选择保护就业。一种官方主流的声音认为，转型不可能一日成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将陷入漫长的泥潭。

　　所谓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产业升级以及内需拉动。前者要求经济不再依靠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获得出口竞争力，而是要提升商品的技术含量与品牌价值，拥有更高的竞争力和利润；而后者是要求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尤其是要依靠国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这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和加强社会保障。

　　一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长程运动受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驱动，一是社会保障的需求和努力，另一个是市场释放的要求和努力，两者相互交替并互相拯救。当市场存在过度竞争后，社会保障的力量就会改善劳资关系，促进分配正义；而当社会保障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影响市场活力之时，政府便会选择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释放市场活力。而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转型期，非常不幸的是，恰恰需要两个相反的力量驱动才能完成转型，这构成了中国转型的内在悲剧性冲突。

　　在市场释放方面，中国存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压力。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上游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且实行要素价格管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以及基础（地产等）建设行业。因此，中国产业需要技术创新以及产业调整，在过剩条件下，必然要求扩大市场自由竞争的力度，提高企业竞争力，这种力量主要来自科技水平（创新）以及劳动效率，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损耗以及污染。在政府层面，就是要减少对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干预，降低税率，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的权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但是，中国转型的另一目标是由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拉动，这需要扩大国民消费，即增加社会保障和提高国民收入。具体就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增加劳动者的医疗、养老等支出，并保护劳动者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实现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提高国民收入与完善社会保障是内需经济的必要前提，而内需的活跃创造了市场，也有利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

　　但在这场中国转型的内在冲突之中，有两个结构性矛盾。一个是，增强市场（企业）活力与加强劳工保障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尴尬。增强市场活力意味着企业必须有灵活的用工制度，有解雇过剩工人的权力，并过竞争淘汰效率低下的公司，而政府也要拒绝继续扶持夕阳产业。但是，在当前保护就业以维持稳定的政策取向中，那些效率低下的公司将得到保留，夕阳产业在财政刺激项目中得到维持，而《劳动合同法》成为人为控制的工具，一方面，政府要求或建议企业不得裁员，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允许暂缓执行。矛盾在于，如果严格执行法律，企业必然丧失活力；但若不遵守法律，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以及实现分配合理则也成问题。

　　另一场冲突在于，中央政府必须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以弥补社保欠账，但是，另一方面，市场需要政府减少税收来，让利于民，激活市场。但是，至少从政府层面，前者意味着税收大幅减少，而后者则有要求增加支出，这种矛盾可能导致，税收难以降低而社保改革缓刑，从而将转型改革推入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