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炯：为中国金融改革而生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出生在安徽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游击区为新四军送信；建国后，他在安徽省从事财政工作多年；实行市场经济后，他先后在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总署等机构任职。

　　如今，76岁的他仍活跃在金融领域，他每次发言仍然是媒体追逐报道的焦点。

　　他，就是第二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1995年5月，在周道炯主席主持下，证监会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发展规划草案》。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2009年春节前夕，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17层的办公室里，第二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访。

　　“人在逆境中不要气馁，在顺境中不要忘乎所以。”时光越过40年后，周道炯对“文革”受冲击和1969年全家下放农村时的这句内心独白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这种坚持和乐观，这种百折不挠的生活态度，使周道炯永远保持着年轻。60岁的周道炯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人物，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皆源于他的年轻心态。改革，是他生命的常态；他是为改革而生的人。

　　从新四军交通员到财政专家

　　1933年，周道炯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小村子里。“我在安徽生活工作50多年，其中17年在农村。”回首自己早年间的经历，周道炯认为安徽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6年，周道炯读初中时，因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治病这段时间，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我文化水平不高，中学没毕业。但我的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周道炯坦言。

　　在周道炯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１９４８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这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发端。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周道炯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1956年，又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这位交通队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财政干部。

　　回顾自己在财政岗位上的工作，他用五句话来概括经验：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

　　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周道炯整整工作了33年。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此后的10年间，他见证了建设银行的诞生、起落和发展的所有历程。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谈起建设银行，周道炯如数家珍。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从作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的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讲起这段笑话，周道炯感慨颇多。

　　在周道炯带领下，建设银行开办现金和居民储蓄业务，从1986年开始，建行开始拓展国际金融业务。1986年，先在深圳、珠海、厦门开办外汇业务。这打破了建行成立以来只办理内资业务不办理外资业务的局面。

　　从1987年建设银行开启第一个大型海外融资项目——在国家计划外为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进行海外筹资之后，一大批项目陆续接上，建行逐步走向国际金融市场。

　　截止2008年底，建行已在海外设立7家分行和3家代表处。建设银行作为在海内外上市的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7万亿元，员工超过30万。

　　“要敢为人先，出问题我负责”

　　1985年，国家在全面推行“拨改贷”的同时，利用吸纳的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建设银行由此成为国家专业银行。

　　1987年，建行又向“真正的银行”迈进了重要一步——发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原来，由于国家规定建行不准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基建项目在建时，由建行拨款（后改为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行就退出，转由其他银行贷出流动资金。当时，建行人因此感叹“为他人做嫁衣”。1988年8月，时任国务委员、人行行长的陈慕华支持建行开办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试点。从1987年，建行开始全面从事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到1993年，仅用7年时间，建行就向7万户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67亿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住房到建行”这句广告词可谓家喻户晓。1986年，建行率先开展房地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支持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到1992年底，全国有3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1687个县（市）委托建行办理房改金融业务。建设银行也成为了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先行者与创新者。

　　周道炯并不满足于在当时已很有规模的住房金融业务，而是抓住时机进行混业经营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行就遵循“一业为主（银行），多种经营”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以及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和新加坡财务公司合资）、友联国际租赁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何三菱公司合资）以及参股香港嘉华银行和大新银行等，为国际化和集团化奠定了基础。此前，还承办组建了中国投资银行，负责办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大胆地干，要敢为人先，出了问题我来负责。”这是周道炯经常对下属说的一句话。

　　“回首过去30年走过的历程，作为建行人，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周道炯满怀深情地对记者说。

　　对于建设银行走过的改革道路，周道炯感触最深的、谈得最多的就是“不失时机”和“锐意进取”。作为改革者，他总是敏锐地抓住时机，大力推动改革；而他又总是强调自己担当风险，鼓励下属往前冲。建行才从财政出纳转变为专业银行，从专业银行发展为符合市场需要、按照商业规则运作的大型商业银行，周道炯的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60岁当上“救火队长”

　　1992年，震惊全国的深圳“8·10”股票认购证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加强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并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周道炯当时被任命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证券委任上，组织起草出台了国务院6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及第112号令《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两件是当时扮演中国证券市场法规的重要角色，对推动证券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1995年３月的一天，62岁的周道炯突然接到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的任命。当时的证券市场可谓多事之秋，临危受命的他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证监会主席任上的近3年，他被誉为“救火队长”，扑灭了证券市场大大小小几十场的“火灾”。这3年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上任之初，周道炯处理的第一个棘手事件就是“327”国债期货事件。当时中国证券界的头牌券商——上海万国由于判断错误，在国债期货“327”品种上大量做空，以至面临巨额亏损。2月23日，上海万国违规操作，在收市前８分钟，抛出1056万口327国债期货卖单——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３倍多。市场顿时一片混乱。该事件引起集体上访。顶着巨大压力，5月18日，周道炯奉命主持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又发生四川长虹法人股转配红股违规上市事件。在周道炯主持下，该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此后，琼民源欺诈上市案爆发，周道炯再次主持“灭火”。

　　在周道炯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查处违规案件上百件，其所背负的压力异常沉重。集体上访、扬言集体跳楼、证监会被围攻，甚至扬言要炸证监会等事件层出不穷，周道炯戏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

　　也正是周道炯的一次次成功“灭火”，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磨难中不断成长。谈起当年工作，周道炯对股民的千般心态感触良多。

　　“1995年我上任后去上海调研。第二天上午，上海证券部门的张宁主任来向我汇报工作，由于着急闯了红灯，被警察拦住。他向警察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来了，我要去汇报工作。警察惊问，是周道炯来了？确认之后，马上放行。”

　　还有一次，周道炯到医院看病，大夫看着他的化验单说：“你怎么叫周道炯呢？”周道炯回答说：“我就叫周道炯啊。”当确认面前的就诊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后，这位大夫开始讨教起炒股经来。

　　周道炯说，这也是由于当时行情好，交警也是炒股股民，如果行情走低，亏了，也许就不是这样的“待遇”了。

　　前瞻性的发展规划草案

　　为促进证券市场各个主体规范运作，周道炯带领证监会一班人大力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在他任上，草拟出了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草案。

　　刚上任证监会主席不久，周道炯强烈意识到证券市场存在的政出多门、事权不统一这个突出的体制性矛盾。9个部委都对证券市场有管理权，而证监会是事业单位，无行政执法权，有案难查。证券、期货交易所则归地方政府管理。

　　在他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后不久，证监会收回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全国各期货交易所的管理权和干部任免权。中国证监会对交易所实行垂直管理，为1999年实现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他上任后不久，证监会就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发展规划草案》。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以后的市场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规划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其中的很多条款已经都开始实施运行。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1997年，当中国宏观经济得以成功软着陆的时候，周道炯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同时结束。他在1997年6月的离任大会上，对继任者周正庆说：“我在‘火山口’上坐了快三年，现在还好，安全着陆了。现在该你去起飞了，我相信你比我飞得更好。”

　　一定要对资本市场树立信心

　　谈起中国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周道炯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还将持续一个时期。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是客观的和正常的。证券市场有投机是也正常的，没有投机就不叫证券市场了。加强和完善监管要一步一步来，有些必然的过程一定要经历。

　　他强调，一定要对中国资本市场树立信心。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经过近20年的探索发展，正逐步走向正轨。一定要重视并发展虚拟经济，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海啸对虚拟经济产生怀疑，要从中汲取教训来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