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基金经理吗？

　　“赌骑士，别赌马”。这是我们曾经引用过的理财格言，但是在纷繁的市场上如何能找到一个优秀的骑师来为你驾驭资本烈马呢？

　　如果哪个公司人想学习如何骂人，那尽可以看看中国基金投资者对他们的基金经理在2008年的网上留言，而基金经理们也应该庆幸没有阿拉丁神灯—如果这个巨人被2008年的投资者得到，“主人，我将满足你三个愿望。

”—如果这样，对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型基金经理和他们的全家来说精神和肉体都会是一场灾难。好了，玩笑开到这。“赌骑士，别赌马”。在纷繁的市场上，如何找到满意的骑士，让他为你驾驭资本烈马?呢？

　　不把钱给基金经理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很多基金投资者由于2008年不堪的市道，几乎对投资理财专家们完全失去了信心，剩下有关投资的兴趣只剩下侮辱那些基金经理的专业水准。但对于股票型基金这种高风险金融品种因系统风险出现普遍亏损而责怪基金经理，也是有失公允的。如果一个投资市场的结构和层次更完善，这种系统风险应该由独立理财师这类中间机构通过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进行部分消除，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由于第三方理财的水平和规模都存在问题，这个职责也由基金经理来承担，所以才会有基金经理对其股票型基金仓位进行调整的问题。

　　不过，目前为止，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好的朋友还是那些被咒骂的公募基金，其它类型的专家理财，比如券商集合理财和阳光私募基金离普通投资者更遥远，而且收益也并不见得出色。

　　以阳光私募基金为例，它的投资收益差距就比较大。在倒霉的2008年，全年投资高风险市场的话，也有盈利的，这主要是因为私募基金的仓位管理比较宽松，投资品种和地域的限制也比较少。比如一只私募基金可以投资香港、美国资本市场，而且可以空仓保留全部现金，也可以把高风险投资品种全部卖出买入固定收益产品，这样就可能造成在大灾年私募基金远远跑赢整个市场，但是在好的市道，私募基金也因为这些特点可能远远输给市场，当然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的水平问题。但是私募基金的客户门槛都比较高，而且一般来说中国杰出的私募基金经理都和他的客户保持着一种熟人关系。这可能造成一般的公司人要想把钱交给比较出色的私募基金经理来打理是有障碍的。

　　而另一种专家理财—券商集合理财—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私募基金，只不过如果你把钱交给了券商帮你理财，就可能是把钱交给了一个利益负相关者帮你管理。因为券商主要是靠交易佣金来生存的，客户交易次数越多券商收益越大。

　　当然很可能管理你钱财的券商道德是非常高尚的，不会拿你交给他管理的钱反复无必要交易，而只为了收取佣金，但是单纯相信道德在这个市场里管用么？这真令人怀疑。有券商高层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记者表示过他的矛盾，一方面是要为公司挣钱希望客户多次交易，而另一方面是价值投资理念和职业道德让客户少交易。

　　而且从规模上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公募基金的资金规模大概是券商集合理财和阳光私募加起来的十倍左右。看来虽然公募基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其它的还不如它—在危机时段，类似这种无奈的选择可能会越来越多。

　　基金经理能战胜市场吗？

　　选一个不错的基金经理这在2007年甚至2008年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后来这种声音逐渐小了，这里边的原因一是2008年公募基金的业绩并不好；二是因为基金管理方逐渐在降低基金经理的作用。主要原因是在基金销售火热的时候，作为一种零售产品面向终端客户，基金的同质化严重，出于营销的考虑，基金经理成了基金销售中的重要标签，而基金经理跳槽频繁让这种标签可能失去意义。从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24日，公募基金共有149位基金经理离任，变动率高达22.27％，基金经理的任期在3年以内的占比高达69.23％。由于这种情况，基金公司在后来的宣传中更加注重基金公司的整体理念的宣传。但从国金证券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见上图表）中不难看出，出色的基金经理的确对基金的业绩造成了重大影响。

　　据Wind资讯数据，跑赢大盘的股票型基金占其总数的比例在2007年是55.94%，在2006年低于50%，在2008年战胜市场的基金经理比例很高，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是基金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空仓，已经达到股票型基金的极限。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基本上有75%的公募基金不能战胜市场。总的来看，基金经理战胜市场还是有难度的，而图表中的中国基金经理们不但普遍在三年的牛市熊市交换中超过市场，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偏股型基金的整体收益。

　　不过问题来了，投资者是不是简单地看一下过去若干年基金或者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就可以高枕无忧地买某只基金等待它大胜市场呢？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基金历史太短，而且变动太大无法作为统计依据的话，投资者可以看一下美国基金市场的统计，结果恰恰相反—用3年，5年甚至10年的基金业绩来衡量投资者未来的投资方向都是令人失望的。

　　Worth杂志曾经把1961年到1990年全美任意过去3年投资收益最佳的基金进行模拟投资，当年和标准普尔相比这种投资只战胜了市场2.05%，而在当时，美国股票公募基金的收费要高于这个价格。而把过去5年投资收益最佳的基金进行模拟投资，当年和标准普尔相比只战胜了它0.88%，过去10年投资收益最佳的基金在下一年的战绩中也只战胜了市场1.02%。

　　如果一个长期投资者对于这种比较持一种鄙夷态度的话，那看看长期投资这些优秀基金的成绩，结果将更令人咋舌。在比较中，投资者如果选择过去5年业绩最佳基金投资5年，那他的收益将和标准普尔持平，而选择过去10年业绩最佳基金投资，反而落后了标准普尔0.61%。

　　这种优秀基金退步的现象也可能是由于其规模发展过大造成的。可以想象一个长年在市场上保持优异成绩的基金会多么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而如果基金不是封闭的—在美国市场上投资股票的基金封闭的很少—那么基金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而基金规模过大可能是影响基金业绩的一个原因。

　　由于基金经理的投资水平难以测定，所以《福布斯》的基金名人堂对入选的基金经理要求非常严格，涉及到其从业时间、从业以来平均收益率以及最近10年的收益水平。而中国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约为35岁左右—美国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45岁左右—其中，有1／3只有不到一年的投资经历，2／3以上的任职时间不超过两年。这样的投资经历也许还无从判断他们的投资水平。

　　在迈克·理柏的研究中，1960年代到1990年代美国主动型股票基金在30多年中，获得了2548.8%的收益，指数型基金获得2470.5%的收益，这种差距也不足以弥补主动型基金比指数基金高出的管理费用—主动型股票基金比指数型基金管理费用每年高出1%到2%，这种费用经过30年的累积大约是130%以上—特别是在整个1980年代，主动型股票基金整体大大输给了指数型基金。如果投资者在1983年投资1万块，到1991年，如果你投资了指数基金你将获得30845块，而投资了普通的主动股票型基金只能获得23636.7块。可以说，工作于1980年代的基金经理们是不幸的，因为那时候市场上的蓝筹股票大涨，基金经理们的投资策略经常显得是在帮倒忙。

　　逆向投资的胜利

　　虽然市场很难长期被战胜，但总有一些卓越者会站出来。比如彼得·林奇13年间的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29%；约翰·涅夫31年平均复合收益率战胜市场3%，也就是说他的投资收益是市场的2.5倍；我们曾经在理财格言里提过的约翰·邓普顿爵士，每年给投资人带来7000万美元的收益，虽然他喜欢卖出自己所经营的基金，但是这种成绩依然能够保持。而这些伟大的公募基金经理几乎都存在一个投资特点，那就是逆向投资。

　　就像约翰·涅夫在投资花旗银行时所做的那样，1987年，由于商业银行股价上涨特别是JP摩根的股价上涨，引起了约翰·涅夫对公司构架与JP摩根类似、但股价还处于低位的花旗银行的注意，当时花旗银行的市盈率只有7倍多，这在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商业银行市场估值中也是少见的。约翰·涅夫所掌控的温莎基金立即予以积极的买入，但是由于当时花旗银行对拉丁美洲的贷款很可能形成巨额的坏账，所以市场普遍对其表示忧虑，而且当时花旗银行也出现了创纪录的亏损。到1990年温莎基金买了更多的花旗银行股票时，花旗的股票市场价格已经降到14美元，而约翰·涅夫的平均成本却是33美元。

　　1980年代末，花旗银行由于在海外及商业房地产方面的不良贷款而陷入了困境。1990年至1992年3年内，信贷损失达到100多亿美元，1991年税后利润亏损9.14亿美元。市场已经对花旗表示绝望，《商业周刊》称花旗为噩梦，而《机构投资人》在报道花旗的版式设计里用整版来画一条死鱼。温莎基金持有2300万股花旗的股票，大约有5亿美元套在了上边。

　　这时，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又暗示花旗可能会技术性破产，花旗一家亚洲分行遭挤兑的报道也在传开。1991年年底，花旗股价一路下滑到每股8美元左右。在当时约翰·涅夫自称“压根没有想在回报率令人满意之前卖出股票”。终于在1992年，花旗的业绩重新开始爬升，1992年和1993年花旗的股价增长分别为43%和27.4%。

　　在约翰·涅夫的回忆中，你可以看出他对花旗的投资充满了沾沾自喜：“投资要成功，不需靠光彩夺目的股票和多头市场，正确判断和坚持信念是我们之所以获胜的先决条件。利用判断力，可以找到好机会；坚持信念，可以在别人争先恐后往某个方向跑时毫不动摇。花旗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丑股票往往是美丽的，如果温莎的投资组合看起来不错，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功夫。花旗不是第一只这种股票，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只。”

　　市场总是会给那些敢于冒风险而又聪明的人以一定的奖赏，如果投资人选中了一个逆向思维的资金管理人，也就把自己和更高的风险牵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想赚得更多，就别想睡得更好。这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