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网讯：环球同此凉热。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现在第二大经济体欧洲也开始出问题了。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又是最从容的国家之一。为什么？
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如果我们用比经济学更宽广的视角去考量，可以发现两条：贪婪和疯狂。
我们同时欣慰的看到，这五六年来，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蔚为风潮。
这些都是中国战胜危机更深层次的凭借。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以贯之的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情怀。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政府的钱必须用在应对危机最关键的地方，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看报告中今年9080亿的分解，的确体现了这个精神。
总理还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
从2008年11月启动扩大内需至今已经几个月了，依照总理提出的“对人民负责”这一要求，我们不妨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一点反思。
比方说“家电下乡”。柳传志代表就说，电脑下乡意义大于家电下乡。诚然。但是，我们进一步设想一下：政府扶持农民买家电、电脑和政府扶持农民买耕牛——包括“铁牛”，两者相比，农民更愿意选择哪个呢？哪个对持久改善农民的生存生活状况更有建设性呢？
现在又提到“汽车下乡”。这在经济先进的东部地区可能会受到普遍的欢迎，那么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呢？农民是不是更希望政府帮忙给买个拖拉机？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买得起汽车还是买得起拖拉机？对于有能力买汽车的农民和只有能力买拖拉机的农民，哪个更需要政府的帮助？
曾与尹明善讨论过这个问题。尹先生说，他甚至可以造出一种拖拉机，可以搞运输，可以耕田插秧，接上管子可以抽水，放在家里停电的时候可以发电。“只要政府一声令下，我一个星期可以拿出样机。”
本着科学发展，善用民财的宗旨，可不可以从这些角度动动脑筋？
再说说就业。就业是保增长的一个核心目标，如何保？用科学发展观去观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为什么能吸纳那么多劳动力？因为企业能够茁壮成长。我听到一个例子，在沿海有个城市，一个企业开业四五年，做到了几百万的规模，至今没跟工商、税务打过交道；甚至上规模的企业，只要招商时事先和政府说好，也可以搞定“税”的问题。
谋生、创业的环境是一个地区持久的生命力。现在身价几十亿的尹明善，50年代曾以卖针为生。他说，“如果那时候干个体需要工商注册，我早就饿死了，哪有现在几十亿的力帆集团？”
轻徭薄赋、爱民厚生，自古以来都是兴邦富民的基础。
好在西部也有环境不断改善的地方。重庆工业企业多年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告诉他的同事，在西部，只有重庆用足了这个政策。是其他省市不懂吗？非也，有的是不肯用——因为我们的任期制和干部考核政策；有的是用不起，因为吃饭财政尚且不保，怎敢减税？
重庆为什么行？因为重庆搞了个八大投，承担了政府花钱的一个大头——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破解了这个鸡和蛋的死结后，重庆经济活起来了。
那么，除了钱，可不可以从体制、机制上想想办法？比起投资的推动，这，恐怕更符合《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吧？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还强调了公共财政的理念。政府的钱，主要应花在市场失灵的地方。
这就又要提到前面的话题。比起家电、汽车下乡，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更需要还还欠账呢？比方说林业，我们的退耕还林补贴每亩区区一两百块钱，在很多地方，根本起不到激励和保障作用。而林业涉及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和环境，说事关国本绝不是危言耸听。
还以重庆为例。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推行“森林重庆”，480亿的投资放在长江生命河、三峡水环境、移民、扶贫的结合部上，统筹了城乡发展，也统筹了直辖之初中央交办的四大任务。在重庆有些区县，退耕还林的补贴达到了1000元。一些区县，农民“种林子”（多在坡地、隙地上）得到的收入，比种谷子还多。
像这样的举措，是不是值得提倡值得向全国推广？
综观《政府工作报告》，一以贯之的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情怀。
科学发展观不能只是“口头禅”，应该融入公共决策和政府行为的每一个脑细胞。
扩大内需和民生为重不是撒胡椒面，把人民的钱平均普惠，加上政府运行成本，显然不是合算的买卖。民生为重是一种精神，政府应该选择更有效率的方案。
比方说总理报告中提到的“关键地方”和“薄弱环节”。
如果在扩大内需的借口下，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那更与科学发展的精神背道而驰。
只有真正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用心记住了总理的告诫并落实到行动上，才能真正把财政的投入、银行的贷款用在保增长的刀刃上、调结构的关键上、増效益的要点上。才能在资金之外，从机制体制上找到给生产力松绑的办法。
庶几，经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一个更健康的经济体，一个更祥和的社会必将屹立于地球上，为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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