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500万彩票巨奖 汪亮解两年诉讼终告失败

　　彩票与人生

　　“你是哪年来北京的？”汪亮解摇摇头：“记不清了。”

　　“孩子生日还记得吗？”他又摇摇头：“忘了。”

　　在石景山衙门口村前的小卖部里，汪亮解恍惚地接受着采访。门外，大风将云层撕开，直射下来的阳光明媚得有些耀眼，而他呆坐在小铺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脚下是14个烟头。

满脸暗淡的他认定外面的明媚与自己无关。两审败诉，几乎击碎了汪亮解所有的希望。现在，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提起申诉，可申诉究竟能不能为他找回500万大奖，却不得而知。

　　事件

　　回放

　　2007年7月29日，安徽农民工汪亮解接到老家传来岳父生病的消息后，当即踏上返程的火车。上火车之前，这个“老彩民”购买了4注七星彩，放进住处的抽屉里。40天后，他返京才发现自己中了500万元大奖，却错过28天的兑奖期限。从此，他踏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成为全国第一个为过期巨奖彩票讨说法的彩民。经过近两年的诉讼，2009年4月16日，这场官司终审败诉。4月18日，本报以《彩民汪亮解终别500万》为题作了报道。

　　对话汪亮解

　　我也许一辈子

　　都走不出去了

　　汪亮解说，现在那张彩票由哥哥保存，自己不愿意再多看它一眼。如今，他把这张彩票看作是他不幸的根源。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估计申诉会有结果吗？

　　汪亮解（以下简称“汪”）：我已经心灰意冷了，我预料不到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出了这件事后，我不再买彩票了，以后也绝不买彩票了。老天爷给过我一次发财的机会，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

　　记：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买彩票吗？

　　汪：我觉得从一开始买彩票就是一个错误。两份判决和中奖彩票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胸口，我太累了。也许两份判决和中奖彩票就是我的棺材盖。我只能把它们带到棺材里了。

　　记：如果赢回500万大奖，你想干什么？

　　汪：我想回到老家去，在家里面搞个企业，在家里干，让妻子、孩子和家人过上好日子。

　　记：如果得不到呢？

　　汪：我会努力生存下去，如果我没了，妻子还可以嫁人，可是孩子就没人管了。我能不能坚持活下去，还不太好说，没准我会自杀的。

　　记：如果得不到500万大奖，你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打工过活，不是跟原来一样吗？

　　汪：我一辈子也挣不到500万元，没了这笔钱，我一辈子也没什么大的指望了，经过这件事，我不能再回到从前了。要是换成你，你也拔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很难走出这场“噩梦”，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出去了。

　　缘起 为爱买彩票

　　一买就两年 从没中过奖

　　“你是2001年来北京的，你的大女儿是2004年出生的，二女儿与大女儿相差不到两岁！”铺子的主人——汪亮解的哥哥提醒神情恍惚的弟弟，他用“可怕”形容弟弟拿到终审判决时的样子， “俩眼呆呆地看着判决书，看了十几个小时，两只手都凉了！”

　　“判得太不公平了。”汪亮解叹了口气说，这场官司要是能调解就好了，那样没准还能要回一部分钱，“我还要申诉。”为彩票奔波打官司的日子里，汪亮解一直住在哥哥的小卖部，晚上就睡在货架之间临时搭起的木板上，他不在乎环境不好，他说，自己已经错过了老天给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买彩票都是因为她（前女友）。”汪亮解回忆说，自己在安徽老家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彩票。2001年，他刚到北京时与哥哥一起帮人干装修，每天能挣20元，一个月最多也就1000块钱。虽然日子过得很苦，可汪亮解说，自己总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京后不久，汪亮解认识了个云南姑娘小云，“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挣点钱，把小云娶回家。有一天，小云劝我说‘你去买彩票吧。中了奖，我们就有钱了。’”汪亮解立即行动，这一买就是两年，却没有中过奖。最后，小云提出分手，理由是跟着他太累了。“不管有没有钱，我都会对你好的。”汪亮解记得这是自己最后对小云说的话。

　　“那我也坚持买，一旦中了大奖，我就能把小云赢回来。”汪亮解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他没有中大奖，小云也没有回来。2003年，他回到老家成了婚，妻子留在老家种地，他再次来到北京打工，瞒着妻子继续买彩票。

　　回乡四十天 从天堂到地狱

　　“当时我没有什么挣钱的途径，买彩票算是一条生财之路。”汪亮解带着发家的想法购买彩票。只要兜里有闲钱，就会拿去买彩票，他每次买彩票最多只花8元，每个星期至少一次，有时会更多。

　　2007年7月29日，这是恍惚的汪亮解记得最清楚的日子，那天他接到老岳父生病的消息后，当即踏上返程的火车。上火车之前，还在丰台区吴家村一处彩票销售点买了4注七星彩。40天后，他从一张旧报纸的开奖公告上发现，自己中了500万。“那就跟有飞机掉到了自己的头上一样。”一想到兑奖时要把彩票交上去，就觉得很舍不得。他拿着彩票翻来覆去地看，突然发现彩票背面有一行小字“本彩票以当期开奖次日起计28天为兑奖期，逾期不再予以兑奖”。汪亮解的惊喜很快变成了惶恐。

　　在汪亮解感觉很无助的时候，他的哥哥拨通了一家媒体的电话。汪亮解希望，没准媒体能帮自己想点办法，“结果一来二去，我倒成了新闻人物了！”同年9月18日，电视台的记者还陪着他找过体彩中心。但工作人员对彩票进行检测后说：“你的彩票过期了。”汪亮解的天，塌了。

　　诉讼 两年的马拉松

　　失眠两个月 夜里等着天亮

　　回到暂住地，汪亮解接连失眠了两个月，“我得研究啊，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法律不就是不让人做坏事吗。我中了大奖，体彩中心就应该兑给我，毕竟我没有违法呀!我干什么都觉得没劲、没意思，思想集中不起来。”汪亮解说，过去对赚钱还很心盛，现在丢了500万，对什么都很失望、心灰意冷的。从彩票中心回来后，他偶尔还打些零工，主要是帮人抹墙，由于思想不集中，经常把墙弄出个坑，老得返工。渐渐地，老板对他产生不满，就不再叫他上工了。一连换了两三个老板，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汪亮解的哥哥说，弟弟本来就很内向，现在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总是一个人呆坐着不停地抽烟，常常一天就能抽三包。“他买彩票抱着‘赌’的心态，买了那么多年都没中，总想没准下次能中个大奖捞回来。这次错过大奖，他在心里有了个结。我怎么劝都没用，也不劝了。”

　　不久，北京的两个律师通过媒体找到汪亮解，提出“28天的兑奖期限”是不合理的，要帮他免费打官司。“打官司是我唯一的希望。”汪亮解从律师处得知，28天是体彩部门定的格式合同条款，体彩中心有告知彩民的义务，他买彩票的时候没有人说明兑奖期限是28天。第一次听到“告知义务”等法律术语，汪亮解并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他的想法改变了，彩票过期错不在自己。

　　在汪亮解打官司前，他的代理律师刘金海提出两种方案，他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体彩中心，要求返还500万，但他要交纳近10万元的诉讼费；第二种方案是，先要求撤销28天兑奖期限，诉讼费是70元。起初，汪亮解毫不犹豫地要按第一种方案打官司，甚至准备回老家去凑诉讼费。在律师再三劝阻下，他才重新考虑诉讼成本，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汪亮解放心不下官司，两次审理的诉状、代理词，他都要仔细地看上几遍。”刘律师说，汪亮解常常要在诉状和代理词上加上几句自己的话。每次为了这几句话，他都会从石景山衙门口换乘好几趟公交车跑到位于海淀区的律所。他从不坐地铁，每次都坐乘公交，地铁票对于他来说太贵了。

　　2008年5月，市一中院开审此案。汪亮解任凭众多媒体“狂轰滥炸”，只是不断重复着“我心里很乱”。他将过期中奖彩票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他举着彩票不解地问：“为什么我有彩票兑不了奖呢？”

　　自学成半个合同法专家

　　一审开庭后，汪亮解就盼着判决能早点下来。他每天琢磨的就是，“判决什么时候会下来？”“判决会是什么结果？”有一次，他外出走在街上，“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我旁边，我这时抬头，才发现是红灯。轿车司机伸出头骂我该死，我觉得人家骂得对。”汪亮解叹了口气说。

　　2008年10月17日，市一中院驳回了汪亮解的诉讼请求，汪亮解败诉后对在场的众多记者说“好失望”。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起诉体彩部门，如果他胜诉，所有彩民都会得利。在汪亮解的眼里，彩票发行部门与他的关系，就像大人欺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被大人欺负了，他能怎么办呢?” 他决定上诉。

　　从一审法院走出来，汪亮解进了衙门口附近一家小书店，他停在法律专柜前，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案件类似的案例。他花了60元买下这本书，回去仔细研究。他至今还能背诵这个案例，“当事人委托运输公司运货，得到一份运输单，运输单是格式合同，这与彩票是一样的，运输单上规定丢失货品若不投保最高只赔1000元，结果法院判决运输公司赔偿1万元。因为运输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已告知当事人了。同样，体彩中心并没有将兑奖期限的格式条款告知我。”

　　由于他只是看书而不买书。时间长了，店员看见他来了，就不时地用眼睛瞪他。汪亮解便不再去了。此后他每隔几天就从石景山跑到中关村图书大厦去看书，来回要花4个小时。他在大厦里一站就是一天，中午不吃不喝，挨到晚上回家再吃饭。看书站累了，他就找个角落蹲下来继续看。有几次，他看书忘了时间，直到店员催促他关门，他才把书放回架子上。

　　刘律师用“半个合同法专家”来评价汪亮解的变化，“汪亮解对合同法第39条研究得非常透彻，他可以把这个条款拆成三部分一一加以分析，把枯燥的法律条款与自己的官司事实对应起来，说明彩票中心做到了什么，还有哪些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很难做到的。”

　　终审 是不是尽头?

　　“人生不需要大起大落”

　　二审开庭前，汪亮解在律师写的代理词基础上又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庭审的时候，我按照原来拟定的代理词宣读，汪亮解就碰我，也不说话，指着自己改动的部分给我看。”刘律师说，庭审结束后，书记员让汪亮解阅读笔录签字。汪亮解手指着判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阅读了一遍，又加上了很多自己的话，这次阅读笔录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汪亮解对律师说：“我怕漏了哪句话，法官就看不到了。”

　　北京市高院在本月终审维持原判，汪亮解再次由希望到失望。“领判决书的时候，法院工作人员让我签法律文书。我想写不同意，可我忘了怎么写字了，我要申诉。”

　　据刘金海律师介绍，我国采用的是两审终身制，二审判决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生效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申诉。申诉是审判监督程序，在两年内提起。但是，申诉不一定被立案，要经过法院的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申诉，才能够被法院立案。立案后，法院将会重审。

　　临别时，汪亮解把一份打印稿塞给记者。“这是我连夜写的稿子，里面全是我的申诉意见。”提起“申诉”两字，汪亮解暗淡的目光一下又闪出光亮。在这份两千多字的材料里，汪亮解分析了终审结果，并用专业的法律术语、合同法条款详细阐明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在稿子的最后部分，他写道，“本人只知道中奖了，就可以拿去兑奖……本人不是明知故犯，实在是因为体彩中心没有对我尽到提示注意兑奖期的义务，本人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合法利益，去为体彩中心承担法律规定的过错。”

　　“打官司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如果没有中大奖，我还过着以前打工的生活，虽然钱不多，也谈不上幸福，可也算不上不幸，我以前觉得中个大奖就是幸福。可现在我觉得，人生不需要大起大落，过得平平安安的才是最幸福的。”

　　汪亮解直到现在,都没有将中大奖和打官司的事告诉妻子，“这件事让我想不开了，媳妇知道此事，也不一定能想开。说了只会增加她的压力。”在打官司的近两年时间里，汪亮解只回过一次老家，为的是更换身份证，以便能够到法院立案。现在的他靠哥哥的接济和自己打零工生活，每月赚来的几百块钱全花在买法律书籍和打官司上了。这两年来，他只托人给媳妇带去4千块钱，其中1000还是管哥哥借的。“媳妇问过，我骗她说外面挣钱越来越难了。”汪亮解说。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武新 董一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