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探索中国前进的中道

　　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时40分，保罗•克鲁格曼在博客中更新了一句话：“一件有趣的事情今天早晨在我身上发生了。”他说的这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40分钟之前，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这位来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以表彰其对“贸易格局分析与经济活动区位”所做出的杰出研究。

55岁的克鲁格曼也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09年5月13日，这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来到广州，访问时代周报。这份年轻的报纸，在去年11月18日的创刊号的《名家专栏》中，就刊登了克鲁格曼《奥巴马：借鉴罗斯福》、《萧条经济回归》、《奥巴马政纲》等一系列专栏文章。时代周报与克鲁格曼的结缘，与其说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如说他与时代周报有着共同的哲学，有着一些相契合的理念。

　　和中国改革一道与时俱进

　　为什么克鲁格曼最终能赢得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和广大公众的尊重？作为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同事与好友，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是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然而，他又对经济领域的一些教条化倾向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与警惕，他始终关注着旧理论在新的时

　　代下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当他发现在工业大规模兴起之后，相对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现代国际贸易，他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人们对共和党的所谓自由经济理念都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却提醒大家正视凯恩斯的价值；

　　1994年，他严重质疑了当时正如日中天的亚洲经济；2000年起，他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将出现长期牛市；2001年，他又认为油价可能进入飙涨期；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7年以来，克鲁格曼一直对美国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很显然，这几次他都对了。这就是克鲁格曼，一个总能在教条与谬误流行最高潮时站出来说“不”的人，一个总能切中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先于他人说出这个时代最需要转变的观念，并用深刻与理性的分析给出解答的天才思想家。

　　与流行的谬误作战，和中国改革一道与时俱进，不媚官，不媚俗，在描绘世界精彩中塑造这个时代中坚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同样也是时代周报的时代使命与价值所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7年多以来，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从未遭遇像今天这样的国际化剧变，这可谓是改革30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回头看7年前的电视剧，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们现有的主流媒体，能够以全球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引导和塑造一个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吗？很显然我

　　们的媒体落伍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只会在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纠缠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再需要与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的老旧思想，我们不再需要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的愤青媒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眼光敏锐，能凝聚中国改革最有建设性的智慧，能以国际视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精英媒体。这就是时代周报的追求！

　　克鲁格曼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分析师，而不是一个称职的拍马屁师”。“让我们一起分析”，这是克鲁格曼的角色，也是时代周报的角色。时代周报就是要为中国的现代商业社会做一个合格的分析师，告诉读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分析这些事都意味着什么。

　　在国际视野中思考中国

　　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却偏激，适合做某一领域的创新急先锋，但其理论不能作为公共理论付诸实施，往往与大众绝缘；另一类是思维冷静全面，善于集各家之长，适合做引领社会前进的公共知识分子。

　　克鲁格曼似乎更属于后者，虽然他也同样具有一流的专业领域的创造力，但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是普通读者的良师益友。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财富》等主流媒体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是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大师。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是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许多公司都想请克鲁格曼为它们作商业咨询。时代周报也致力于成为专业学术界和财智精英之间的桥梁，在报道重要新闻的同时给读者以深刻的解析。我们拥有数百人的专家库资源，每周都有的"时代沙龙"至今已举办了24期，这里云集了中国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与读者一起分享和探讨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更重要的是，时代周报网罗了一批思想活跃，学养深厚的青年媒体精英。这里所有员工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占总人数的24%；博士占4.7%；归国留学人员占4.7%。他们很多都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读者可以在这里看到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分析；他们很多精通外语，有着良好的国际学术素养，能够把最先进的西方理论

　　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思考中国改革；他们很多都有着敏锐的现代意识，爱好广泛，能够将深邃的基础理论用于中国的商业社会实践，他们希望和克鲁格曼一样，能够为读者提供有商业资讯价值的新闻与评论。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批评告诉我们，当一个东西上升为教条图腾的时候，谬误即随之而来。不管这个图腾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回首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一个图腾到另一个图腾之间做极端的钟摆运动，始终找不到正

　　确的中道。或许到了今天，时代周报愿意与克鲁格曼这样的作者一起，和她的“30 00万财智精英”读者一起，探索中国前进的中道。

克鲁格曼--像孩子一样的大师

　　美国当地时间2008年10月13日上午7时40分，保罗•克鲁格曼在博客上更新了一句话：“今天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然后是一个地址链接，点开链接，就会发现进入了诺贝尔奖的页面—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这种行为有些孩子气，与我们心目中一脸严肃的学者形象大相径庭。不过，仔细研究克鲁格曼这个人，会发现“孩子气”可能是最适合形容他的词—不论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还是作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两大理论贡献

　　新贸易理论

　　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模式主要是被理解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

　　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发生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而俄林解释了贸易为什么发生在两个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

　　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更多地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

　　家之间。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是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引入了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阐释了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贸易现象。

　　纯为兴趣而治学

　　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像个孩子一样。

　　1978年，克鲁格曼写了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他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会场一片嘈杂，那些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大腕没有人注意这

　　个年轻人。不过，随着他论文的宣读，会场渐渐安静了下来，当克鲁格曼的演讲结束后，与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到90分钟，克鲁格曼就步入杰出经济学家的行列！克鲁格曼回

　　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同样在1978年，克鲁格曼在繁重的研究任务之余，花费了不少时间写下了另外一篇相当“好玩”的文章—模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货物以光速在国家之间运输的前提假设下，商品如何定价的问题。

　　这两件发生在克鲁格曼25岁时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的态度：“当人们问我，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时，我完全可以说一些诸如为了人类的幸福等等

　　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老实说，真实原因是我认为经济学是如此有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是深觉经济学的好玩、有趣，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

　　克鲁格曼在大学二年级时就以一篇论文深深地打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24岁就做出汇率危机的基本模型；38岁就获得了专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55岁获得

　　诺贝尔奖……30多年里，出版了超过20本著作，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

　　如今，克鲁格曼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创始者，而他的贸易理论模型则成为教科书上的标准模型，人们赞美他的理论是“现实主义、优雅及洗练的结合体。它能够为数以千万计的讨论贸易、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地理的论文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克鲁格曼的这种“兴趣导向”的特征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上也展露无遗。

　　克鲁格曼承认自己想获得诺贝尔奖，不过原因很可能是“身边的人都拿了”（他曾经和萨缪尔森、索洛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用一个办公室）—“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

　　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没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但是，正因为好玩、有趣而研究经济学，克鲁格曼的学术生涯似乎缺乏一种经济学家的“责任感”。他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反而在学术研究之余，为普通大众写了大量的非专业的经济文章：他在《外交政策》、《哈佛商业评论》、《科学美国人》多次发表文章，1999年他就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至今已有870多篇。

　　因为他的“不务正业”，不少批评者称他为“庸俗经济学家”。《国家评论在线》的特约编辑唐纳德•卢斯金在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道：“保罗•克鲁格曼，这个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那个叫保罗•克鲁格曼的人现在是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奖项授予他是对诺贝尔奖的玷污。”而他长期的良师益友、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说:“这个奖项很明显是给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而不是给新闻工作者、政治批评家克鲁格曼的。”罗伯特•索洛在这番话之中对于克鲁格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看来，克鲁格曼去写专栏纯粹是在挥霍他的天赋，倘若继续在经济学研究上全力以赴，他必将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

　　因为兴趣所至，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也不是专攻一点以求最大成就，而是兴趣广博，对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研究。牛顿曾说，“对我而言，我像海边玩耍的男孩，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比较圆的石头和一个比较漂亮的贝壳，就觉得很愉快”。

　　克鲁格曼也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他捡到了一块名叫“新贸易理论”的“较圆的石头”和一个名叫“新经济地理学”的“漂亮的贝壳”。克鲁格曼也觉得很愉快，因为，对他来说“人生最根本的奖赏在于求知的快感”。

　　“骂遍四任总统”的政论家

　　作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同样也像个孩子一样。

　　与在经济学上的“兴趣导向”不同，克鲁格曼对于政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他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因为“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那些决定一个帝国兴衰的力量，能够被打印在纸张上的一系列数字和符号所诠释和预见”。而他参与政治则是有着

　　深深的“救世主”情结—“正是书呆子们拯救了文明，人们在黑板上写着各种程式。除非依照这程式行事，否则整个帝国都将衰败并陷入千年的野蛮状态之中。”

　　不过，他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根源，来自他童年阅读并为之深深着迷的科幻小说《基地三部曲》。在克鲁格曼的一篇自传文字之中，他坦承《基地三部曲》的作者、科幻大师阿

　　西莫夫是他的启蒙老师，是这部科幻小说而不是什么经济学著作引领克鲁格曼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那篇自传中，克鲁格曼写道：“我热爱《基地三部曲》，书中的心理史学让我难忘。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拯救文明的心理史学家，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学科至今除了存在于阿西莫夫的作品中外，还没有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最接近我所向往的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是阿西莫夫以物理学的“气体分子动力学”转化而成的社会学说。“气体分子动力学”不能估计每个分子的运动，但能计算出整体是膨胀还是收缩；同样，心理史学不能

　　预测个人的命运，但把经济及社会力量的影响导入模型后，便可准确地预测出社会的发展走向。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克鲁格曼在政治上的表现相当“幼稚”，即便是面对当权者，他也是直言不讳。1992年，克鲁格曼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的竞选以极大的帮助。人们

　　普遍认为他将成为总统经济顾问。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这个荣誉，因为有以下对话。

　　克林顿:“我们可以同时做到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吗？”

　　劳拉•泰森:“可以，一切皆有可能。”

　　克鲁格曼:“不行，二者只能取其一。”

　　最终，劳拉•泰森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而克鲁格曼的政论，他的那些专栏文章深受大众欢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童言无忌”，常常会喊出“国王光着屁股”的话来。

　　从1999年开始，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开始了对布什政府长达八年的不懈攻击，他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他常常在大众面前一针见血

　　地戳穿小布什各种政策背后的骗人把戏。在克鲁格曼眼中，小布什是个大骗子，自始至终愚弄着人民。他在那本争议极大的著作《大破解》中写道：“这本书中收录的100多篇专栏文章，其核心就是要揭去布什财政政策的伪装，让布什内阁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曝光，同时严惩那些与布什同谋欺骗民众的媒体。”

　　他对小布什和共和党的抨击，有力地支持了奥巴马的竞选，但是当奥巴马上台之后，他又开始猛烈批评奥巴马对金融体系的救助计划。也许，理想主义者都会有些孩子气。面对克鲁格曼的不断批评，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稍带恼怒地邀请克鲁格曼为稳定银行体系

　　提供更好的方案，很有点“那你来试试看”的味道。克鲁格曼对于奥巴马的挑衅没有直接回应，他耿耿于怀的是“他念错了我的名字”。

　　克鲁格曼热衷于发表政论，但是他坦承自己不能从政，因为“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天才其实是一种童真”，克鲁格曼是这句话的一个活生生的注解。

　　在2009年5月13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将莅临广州:我们期待和他一起用孩子般的眼睛一起来观察这个在金融风暴中飘摇的世界，并倾听他用无忌的童言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

　　克氏说

　　近来的经济数据令人胆战心惊，不仅美国如此，世界各地皆然。

　　制造业的情况尤其严重。银行不放贷；企业和消费者不花钱。我们干脆直言不讳吧：看起来可怕的第二次大萧条的序幕似乎已经拉开。

　　《抗击大萧条》

　　如今，人人都知道被伯纳德•麦道夫欺骗的投资者的悲惨故事，这一事件正好就是对21世纪头十年整个美国所发生事情的一个很好的比喻。美联储公布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创造财富。现在普通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还低于2001年的水平。

　　《麦道夫式的美国十年》

　　华尔街的所作所为与麦道夫又有多大区别？麦道夫只不过是跳过了几个步骤，没有拿客户的钱去从事高风险投资并从中赚取高额费用，而是直接把钱偷走。不过，最终的结果都一样：为客户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的人都发财了，而投资者却看着自己的钱消失。

　　《麦道夫式经济》

　　信仰减税魔法的老式“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已被文明的论述所摒弃。如今，还信奉减税能刺激生产和投资这一理论的只有古怪的人、装懂的人和共和党人。

　　但是，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包括美联储官员、银行监管人员，而且可能还有奥巴马政府的成员，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式“巫毒经济学”的信徒：他们相信施行精心设计的某些金融规范，就可以让行将就木的银行起死回生。

　　《华尔街的巫毒经济学》

　　当事态紧急时，纳税人要承担代价；但当事态良好时，股东和管理层享受成果。

　　《论美国政府拯救银行体系计划》雷曼兄弟是华尔街的捕鼠笼，进去后便出不来……现在经济如临深渊，那些应该把我们带离深渊的人，现在正在外面吃大餐。

　　《深渊边缘》

　　保罗•克鲁格曼简历

　　1953年出生于纽约长岛。

　　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1983年主笔总统经济报告。

　　1987年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克拉克奖。

　　1988年开始着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于总统竞选期间在电视上发表引起轰动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的竞选带来极大的帮助。

　　1996年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1999年开始在《纽约时报》担任专栏作家，至今发表专栏870多篇。

　　2000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

　　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