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满天飞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郭德纲式的“非著名”经济学家？

　　在一个精英与民众在“傲慢与偏见”中彼此误读，乃至“心随精英，口随大众”被奉为处世哲学的“断裂”社会，经济学家的高额“出场费”注定将成为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被迫接受公众的评说。

　　“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美国总统退休后往往以演讲、出版回忆录为生财之道，其中还真有几分广告的意味。而对于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来说，演讲费亦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同样可以说：“不做总统，就做经济学家。”

　　历史经验表明，在灰色压抑的萧条期，被人们视为“疗伤”良药的文化产业往往由于“口红效应”呈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明星经济学家”则以其一路飙升的“出场费”成为新的“反周期英雄”。据媒体报道，有业内人士透露：从2006年年初至今，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平均涨了10倍。

　　作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8年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中国经济学家最困难的一年”，不过，这仅仅是就公共政策而言，却并不影响他们的个人“钱途”。“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再难持守，世界上到处弥漫着混乱”，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因财富缩水而惊慌失措的中产阶层迫切希望获得一种安全感，经济学家因而被他们视为风暴中的灯塔。殊不知经济学家擅长的往往是在牛市中“卖水”，熊市中充当精神按摩师，在务实上未必有多少优势。《魔鬼辞典》对其所作的定义就不无揶揄色彩：“他们是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同样站在领取面包的失业者长队中，但比别人更清楚为何出现在这里，并能对旁人做出理论解释的人。”当然，对我们这个有着浓厚文人传统的国度来说，经济学思维仍不失为一种异质稀缺资源，若能借“明星经济学家”的号召力普及一些经济学常识，自有其积极意义。即使因此有点泡沫，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于啤酒而言，泡沫就是一种必需，当年互联网的泡沫底下不亦孕育着启蒙？

　　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出场的"范儿"不逊于那些明星”。其实，学而优则“pop”（卖点广告）未尝不可，借用易中天教授的话说就是，语言上的无厘头只是给正史加了一把胡椒面，让它闻起来更香，归根结底是“要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起来”。不过需明确一点，即他的本质仍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娱乐明星，否则就可能陷入角色错位的误区。毕竟，人家之所以买高价门票，归根结底是希望对自己的投资理财及职业生涯有所帮助，如果缺乏“含金量”不再“物有所值”，恐怕很快就会被“粉丝”们抛弃。

　　在这个唯优“秀”者才能生存的时代，像钱钟书那样排斥媒体，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看来未免太不合时宜。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造星”机制及相关产业链已相当成熟：媒体访谈、论坛演讲、出版发行……环环相扣，一个个就此粉墨登场。几年前，学者丁学良曾表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向特立独行的邹恒甫教授则不客气地批评：“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在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满天飞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郭德纲式的“非著名”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这样评价“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不妨弱弱地问一句：在中国经济学的“江湖”中，又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二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经济学家群体间的分化亦已产生：政府经济学家、公司经济学家、学院经济学家、独立经济学家（也有人分为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不在论坛上，就在去论坛的路上，庞大的市场需求造就了一批以“赶场”为主业的“论坛经济学家”。一篇“通稿”打天下，以不变应万变，“炒冷饭”式的观点自然在所难免，好在“论坛经济”具有足够的产业梯度转移空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耳熟能详的观点，到了资讯相对封闭的内地中小城市仍可能让人耳目一新。

　　对此，有人不免质疑：这样整天生活在电子闪光灯下，陶醉于鲜花与掌声中，还有心思和精力做研究吗？多年不挤公交车，对普通民众与底层社会的生活缺乏了解，不做“田野调查”，仅靠一堆纸面数据，能提出有效的公共政策吗？在一个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金钱被视为唯一黏合剂的“镀金年代”，在一个精英与民众在“傲慢与偏见”中彼此误读，乃至“心随精英，口随大众”被奉为处世哲学的“断裂”社会，经济学家的高额“出场费”（尽管比起刚结束中国之行的克鲁格曼来说一点都不高）注定将成为一个富于争议性的话题被迫接受公众的审视。

　　在喧嚣的当下，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仍像前辈那样在清贫中坚守学术理想恐怕是不现实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场费”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只要遵循规则、确立公私的边界与“防火墙”，不必过分苛求。事实上，媒体披露“出场费”的部分经济学家名单中，大都是近年比较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拥有全球视野，知识结构较新，不乏真知灼见，尽管有时亦有怪论。不过，近年来也的确有部分经济学家的言论有失轻率，以致沦为挨“砖”对象。“专家一思考，民众就发笑”，一些经济学家观点之“雷人”，对常识之背离，简直只能以泡沫化、娱乐化来形容。尽管这只是少数，但通过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仍给整个经济学家群体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三

　　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关键点上，人们发现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或曰主流经济学家）却又往往“失语”。比如，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似乎就未听到明确预警。CPI从月度8．7％到负增长的大起大落，国际油价从每桶147美元到35美元的惊心“蹦极”……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成为反向指标，以致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放言“要淘汰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

　　然而，今天的主流，昨天大多身处边缘；而今天的边缘人，亦未必不会成为明天的主流。就某种意义而言，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划分本身充满歧义。平心而论，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不乏佼佼者，之所以发生误判，恐怕不完全是专业学识的原因。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观与利益格局日趋分化的时代，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何保障经济学家的“自由呼吸”，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的竞争性意见市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

　　百多年前，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说过，“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亦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是个谜。（有些方法）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预测中国经济素有“经济学家的滑铁卢”之称，因为其判断大多被后来的现实所证伪。今天的中国正经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复合转型，面对这一“压缩式现代化”的“复杂”系统，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知识的苍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任何理论均基于一定的假设，有其适用上的“约束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经济学理论到公共政策，不啻为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都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零一种不同意见”，对于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妨抱一份平常心，而不是将其视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这样就不至于过分失望。“大狗小狗都要叫”，一个良性的意见市场，将因其有效的甄别、筛选、退出机制，使“卖拐”之类的“忽悠”难以一再上演。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虽说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经世致用的学科，但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似乎仍显得过于“关心脚下的事情”了。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社会又应以什么样的机制，保障那些处于边缘的“关注天空”的经济学人，避免被逆向淘汰的可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