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孤山岛上，有着160年历史的楼外楼是这周围唯一的一家饭店，可以欣赏到西湖最美的景色。数位年轻人慕名走进这家饭庄，进门处四位迎宾小姐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热情。

　　用餐完毕，他们只有一个判断“这里只能来这一次。

　　其中一位年轻人询问后得知，这是一家国营饭店，于是慨叹：“国营不能来啊！”紧接着又笑言：“公募基金不能呆啊！”

　　这是一批从事基金管理的年轻人，他们的这段插曲演绎为基金业内流传的段子，却多少映照出当下公募基金公司的状况。虽然它具备强大的规模优势，但众多基金经理依然选择离开。

　　李旭利的启示

　　李旭利的辞职只是公募基金不断持续的人才流失故事中的最新一个。

　　11年前，从“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95级经济学硕士毕业的李旭利，没有选择银行等单位的高薪职位，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家正在筹建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这是中国首批成立的三家基金公司之一。

　　李旭利的工作履历如其投资一样稳健，在南方基金一呆就是7年，从研究员、交易员一步步做到基金经理、投资总监。

　　并且，李旭利和他管理的基金经历了A股牛熊交替的完整周期，还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李旭利甚至一度成了“南方稳健”风格的代名词。

　　在南方基金期间，李旭利以出色的业绩获得认可——十佳基金经理、晨星年度基金经理奖以及连续两年的金牛基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李旭利曾率旗下基金在某银行股上市当日低价买入，然后在其触摸高位的时候，李旭利又果断决策，旗下基金全部出局。

　　仅此一单，交银就大赚100％。

　　2005年李旭利曾大胆预言，“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2006年5月，李旭利公开提出“千金难买牛回头”；2007年9月，李旭利写下 “致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一封信”，提醒其基金持有人 “中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逐步脱离企业基本面的支撑……”

　　2005年，李旭利转投正在筹备的交银施罗德基金，并担任投资总监一职，直至此次离开，以李旭利为核心的投研团队也为其公司带来了不错的业绩和口碑。

　　但是，最终，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莫泰山也没能留住他这位昔日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这位参与过两家基金公司创办的“元老”最终离开了他热爱、打拼了11年的公募基金行业。

　　李旭利的离职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现端倪。彼时，李旭利在一次畅谈理想与生活的对话中表示，一个从业者从25岁到55岁能看到三个经济循环周期。第一个10年的循环还太年轻，没有资本和实力去竞争；第三个循环周期时人已经老了，丧失了竞争力；能抓到的就是第二个循环，“喜欢挑战的基金经理就做私募和对冲基金”。

　　今年34岁的他，恰好在其第二个经济循环周期的时间点上做出了人生的抉择。

　　此时是他工作的第11个年头。

　　出走缘由

　　“我一个人能带来100亿的规模。但是公司几百亿的规模和我有什么关系。”一位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表示。话虽狂放，但却是现实。据了解，基金经理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在30万-300万元之间，即使是王亚伟，也只是有过年薪千万的传言，这与私募基金经理上千万收入依然相距甚远。

　　即使在阳光私募基金中，私募基金经理也能提取绩效部分大约17%作为报酬。对于公募基金管理数百亿规模的基金经理来说，这简直不敢想象。这样的落差太大。

　　“大家总是问基金经理为什么拿高薪，从来不问股东为什么拿这么多钱，其实这更不合理。”一位基金经理这样反问。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国内公募基金公司10年间共收取管理费合计816.61亿元，管理费是基金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被基金公司股东方收入囊中。

　　“降低基金公司股东准入门槛，在此基础上设立内部股权激励，是维护基金公司稳定运作和避免人才流失的良策。”一些业内人士提出。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但发展了这么多年，不能再回避了。”上海一家基金公司高管称，“私募基金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股权优势，降低准入门槛和股权激励是相辅相成的，到时大量的公募转私募局面一定会有改善。

　　实际上，尤其是允许外资却不允许内资民营机构和个人发起设立基金公司这种 “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局面，已引起很多从业人员不满。一位刚离开公募基金投资总监一职的人士坦言——10年的经历令其对基金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心死”，所以选择离开。

　　“2008年的熊市，基金经理收入打折，2009年牛市，新的离职潮肯定再起。”今年初，广州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曾这样预料。在私募基金的强烈对比下，在待遇、压力、个人事业多重因素影响下，基金经理公转私似乎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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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暴利困局

　　西湖楼外楼占据着西湖最好的位置，却让那几位去用餐的年轻的基金经理们“不想再去下一次”，这家国营饭店体制没能带来良好的服务和吸引力。

　　推而广之，公募基金业现在的这些股东，能如此享受暴利，其实就是来自牌照管理与审批制等体制特权带来的暴利。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胡立峰指出，基金业还是高度暴利行业，这个行业的暴利，主要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层的职业水平，恰恰是国家牌照和特许经营权等。

　　在审批制的保护下以及旱涝保收的管理费模式下，即使一些中小公司依然有不错的利润。长江证券年报显示，2008年，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总额33.68亿元的诺德基金实现净利润约1885.5万元。

　　像上海的一家基金公司，在成立初的几年内，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几乎全数用来股东分红，甚至有的年份分红后利润仅留千元，其外资股东两次进入的投资额约1.4亿元人民币，而以该公司最近两年每年3亿-4亿的净利润计算，该公司四家股东包括外资方早已收回投资成本。

　　业内一位权威人士认为，目前公募基金进入了阶段性的瓶颈期，急需突破制度层面的一些限制：“第一，改变现有的审批管制，实现基金公司准入的市场化、基金产品发行的市场化；第二，发展第三方销售渠道，建立专业的投资顾问团队；第三，从制度上规范基金合同等条款。”

　　原《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在谈到基金法修改问题时认为，应降低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准入门槛，扩大基金公司业务及其旗下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更多具有一定资质要求的单位或个人有可能通过市场择优进入基金管理业。

　　本报了解到，今年7月份，基金法修改征求意见工作将重新启动。

　　谁来拯救公募基金

　　迟迟未予成行的股权激励、制度设计上的弊端等等问题正是导致公募基金遭遇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正在进入第二个10年的公募基金，在这个以人才为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资产管理行业，大批人才流失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据晨星数据统计，上半年共有78只基金公告基金经理离任，平均每2.3天就有一只基金宣布经理离任，且多位转投私募。

　　当年，李旭利所在 “五道口”95级一个班就诞生了近10位基金经理，其中李旭利、李学文、郭树强三人更是同时获得首届优秀基金经理“金牛奖”。2003年前后，他们曾一度管理着公募基金20%的资金，现如今，他们中大多已经离开这个行业，留下的寥寥无几。

　　李旭利出走之后的6月份，嘉实基金王鹏、泰达荷银基金李泽刚等人也先后辞职。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从肖华、梁文涛、江晖、吕俊到何震、王宏远、李旭利等，离开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超过20位，而其中多数为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这意味着，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资决策力量发生过变动。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们昔日都是基金公司招揽客户的 “黄金招牌”，也是中国基金业能够大发展的绝对中坚力量。但是目前，“明星基金经理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明星基金经理出走，公募基金的人才短缺正在日益暴露，基金经理团队越来越年轻化。

　　据统计，现任376名基金经理中有约22%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约24%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两年；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华夏王亚伟、汇丰晋信林彤彤、华安尚志民3人。

　　一位行业内人士直言：“这些导致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大而不强，未来更有可能既不大也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