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经管学院“农村医疗”实践队伍顺利完成前期考察

　　16省市各不相同 沉底基层访谈调研

　　截至7月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现状调研活动已经过半。目前各支队队员平安健康，状态良好，考察工作进展顺利，并已形成了初步的调研成果。

　　在过去的几天内，分散在长江流域的十六支实践队伍对从青海湟中到上海嘉定的考察地进行了沉底式的调研。按照计划，队员们首先与当地政府、主管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及医院院长进行座谈，从宏观上取得资料、数据和整体概况；随后，队员们分散下到最基层的乡村卫生所、卫生室，采访村医、就诊村民，以图尽可能地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获得一手材料。

　　从队员们的考察记录中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资金丰富，居民收入高，农村医疗实行较为顺利，反响也比较好；在西部内陆及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和收入的制约，参加新农合的村民们虽然治大病不用花钱，但在普通门诊就诊以及小病小痛时，依然面临困难。

　　“听了几家人的叙述，我明显感觉到，一方面，如今农民看病贵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大病、慢性病；另一方面，新农合为农民们的大病治疗的确带来了比较明显的福利，有住院、慢性病等情况的农户家庭一般反应确实得到了实惠。”一名队员在日志中说，“没有患过大病，家里人比较健康或只是看小病、门诊的农户们则会反应报销比例较低等问题，农户们所反映的药费较高其实主要也是源于对小病门诊报销比例的限制。”

　　如何改善政府部门对新农合政策的宣传，使农民确实能够了解、理解政策细节，是许多支队普遍关注的问题。“农民对新农合的具体政策了解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村干部在宣传新农合时不是很到位，对于报销的细节、报销流程等并没有向农民很清楚地说清；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对自身权益关注得不够，虽然收到了政府所发的宣传单，但对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关注。”湖北嘉鱼支队的队员这样总结。同在湖北的监利支队则提到：“在政策的宣传方面，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应该选择更加适合老乡实际情况的方式去宣传，同时，在今后其他的有关农民的政策宣传上，也应该根据老乡们的实际情况做出宣传上的改变。”

　　在入户调查中，队员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有时候常常需要重复多次，才能互相明白意思。江苏江阴支队的同学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语言问题，尽管组里有3位江苏同学，还是很难理解当地的方言。请医院或者村干部帮忙，一是人数不够，二是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难免带有主观情绪。”

　　除此之外，问卷调查方式也是大家感触颇深的环节之一。有的村民对回答问卷很热心，有的则很谨慎，还有的村民文化程度不高，不明白问卷的内容。在经过最初几天的锻炼之后，队员们对问卷和入户调查都已经熟能生巧，最开始一天才能做完的工作，现在半天就能做完，效率大大提高了。工作在油菜花盛开的青藏高原的青海湟中支队队员肖莹说，随着调研的深入，大家早已不再机械地采集问卷上问题的答案，而是真正地去倾听。话匣一打开，倾泻而出的是乡民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人生中的苦与痛。

　　许多支队都采写了精彩的村医访谈和村卫生室见闻。看到村卫生室简陋的条件时，安徽支队的李浩杰同学说：“自诩研究经济的，成天把“城乡二元化”挂在嘴边上，却时至今日才第一次如此真切实在的感受到“城乡差异”是什么含义。”

　　在往后的几天中，实践队伍将继续立足基层，对地方农村医疗体系进行调研。至本月7日，大部分队伍将结束实践返回北京。江苏江阴支队的队员说：“这几天下来，我们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对于农村医疗保险的了解，更是对于自己人生和生活的一些思考：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学堂，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来自村医们的心声

　　村医，是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中最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群体，总体的特点是工资收入不高，医疗条件落后.这一次清华经管的医疗卫生体系调研中，村医也是调研最主要的对象群体之一。在和他们的交流中，同学们体味着村医们的故事中各种复杂的滋味，或沧桑，或无奈，也有令人欣慰的豁达和执着，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豁达和执着，汇聚成的力量足以令人叹服地扛起了保障中国8亿农民生命健康的农村医疗基层体系。这样的谈话和经历，更令我们的同学受益匪浅。

　　“我非常喜欢行医，能够去治疗病人，这是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当时的选择……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再来当村医了，年轻人们，就应该出去啦，不应该在在这个小村里待着了。”

　　——宜宾支队走访孔滩镇三星村村医罗老伯

　　 “抱怨当然也是有的，可是如果我走了，这个村子的人怎么办呢？谁给他们打疫苗呢？他们找谁看病拿药呢？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去县城里干别的，多挣点钱，可是每次想到这些乡亲们，就又放弃了。现在年纪大了，出去也干不动了，就一直在这里为乡亲们看病吧。”

　　——湟中支队走访共和镇尕庄村乡村医生祁医生

　　“以前没有新农合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个房子做卫生所的，我们平时都还是会在地里做农活，有病了就去治，没有的时候，还能种种庄稼。02年有了农合，镇上给我们建了这么一个卫生所，我们得天天在这里守着，工资却还是只有那么几百块，农活也没有办法去做了，孩子还在外面上学，天天都要钱。其实，我们都想改行。可是能转成什么呢，做生意，我们又没有钱，做别的，我们又没有技术。”

　　——湖北大冶支队走访的村医

　　“用百分之十的时间，赚百分之九十的钱，然后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贡献给村里的卫生事业。虽然辛苦，但是特别有价值，尤其当看到村民们身体健康时就特别有成就感。”

　　——湖北嘉鱼支队走访的陆溪镇卫生院邓医生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总是会有人看出来的。我没有想过去更大一级的医院发展，我的想法就是造福这一方人。一个好的医生应该以最好的代价治好病人的病。”

　　——湟中支队走访的中沟村卫生室村医马医生

　　“我中医比较好，大专学的都是中医，我曾经用自己的中医技术和针灸技术在1997年治好了一个坐骨神经坏死的病人。但是遗憾的是现在在村卫生站没有用武之地。由于西药来效快，因此大多数的用药都是西药。”

　　——安徽凤阳支队走访的李二庄淮东村村医张医生

　　队员们的思考

　　从北京到乡村，从不了解到了解，短短的几天内，我们的同学也许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操作建议，但是大家已经认识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并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这样的声音也许稚嫩，但是真的来自观察，发自肺腑。

　　“在政策的宣传方面，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应该选择更加适合老乡实际情况的方式去宣传“新农合”政策，同时，在今后其他的有关农民的政策宣传上，也应该根据老乡们的实际情况做出宣传上的改变。”

　　——湖北监利支队

　　“如何帮助村医走出困境？我认为，从国家角度上来说，国家的政策还应该更加深入惠泽村级的卫生机构，不应该将他们遗忘。解决了村卫生所的资金来源，他们的技术水平才有了提高的物质基础。从村医本身来说，他们应该有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意识。村医本身的素质是造成他们窘境的内因。”

　　——湖北大冶支队

　　“自诩研究经济的，成天把‘城乡二元化’挂在嘴边上，却时至今日才第一次如此真切实在的感受到“城乡差异”是什么含义。”

　　——安徽支队李浩杰

　　“农民对新农合的具体政策了解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村干部在宣传新农合时不是很到位，对于报销的细节、报销流程等并没有向农民很清楚地说清；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对自身权益关注得不够，村民们虽然收到了政府所发的宣传单，但对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关注。”

　　——湖北嘉鱼支队

　　“国家出台这样的新农合政策，根本上是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希望在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福利。

　　但是由于种种限制，包括政策方面的执行的困难，还有村卫生站的医疗水平的限制，在提高农民福利方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政府政策的支持。包括对村卫生站的人才，财力支持，政策方面执行的监督以及做好强大的宣传工作，使农民更好的了解国家的政策的，让政府的政策执行的更加容易和全面。”

　　——安徽凤阳支队

　　“把老人的养老责任都推给医院难免影响到医院的本职工作。许多病人因为病床被老人养老占用而无法完全享受本应得到的医疗服务，同时，这对医院的医务人员来说也无疑是一种额外的负担。我们认为，是医保制度的小小漏洞造成了社会机构分工的不合理，政府和有关部分应出台更具体的政策和制度来制约医疗保障行为中不符合规则的行为产生，比如可以把医疗保险报销扩大到一些公立疗养院或是在医院建立专门的分支机构来负责养老的工作。总之，医疗制度的完善，需要我们政策执行者在细节上三思。”

　　——上海嘉定支队

　　“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外流，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留守老人需要的服务将大大超过医疗服务的范围，将涉及家政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这一部分服务，如果是社会的责任，将由谁来承担？”

　　——湖南岳阳支队

　　“我们行走在这次实践的路上，所要做的并不仅是汇集信息，然后依赖于后期的数据处理来发现问题。观察是无处不在的，而这种观察又要求我们必须在心中明确我们的切入点，把握到几个重要的“骨节”。心中有问，脑中才能更加敏锐和清晰，不至于被接受的大量信息冲击地失了方向和逻辑。”

　　——重庆江津支队

　　“看病难看病贵，也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靠简单地降价或经竞争就能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的模型将这个世界简单化，然而现实的世界并不是模型那么完美易懂。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要摸索的路还很长；但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弥足珍贵的收获罢。”

　　——重庆长寿支队

　　“这几天下来，我们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对于农村医疗保险的了解，更是对于自己人生和生活的一些思考：社会是一个更大的学堂，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江苏江阴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