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开始，中铝集团首次大规模海外出征历程，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大片。电影的结尾让我们感到了一些遗憾。中国企业这次海外扩张遇挫带来的教训是什么呢？这又能给未来的海外收购点亮怎样的明灯呢？

　　何帆（财经评论员）：这是一场没有感情基础的谈婚论嫁，失败也在预料之中。

　　中铝最大的失误可能是目标暴露得太早，而且方式过于直白。当中铝第二次想要收购力拓的时候，一下子把195亿美元拍出来，别人看到的不是你很有实力，而是感觉到压力，感觉到威胁。所以，到5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委员会，把原定30天的审查时间，一下子延长到120天，时间一延，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攻守之势就改变了。

　　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汽车企业遇到很多阻碍，比如美国贸易制裁，禁止日本汽车出口到美国去，日本企业悄悄到美国国内投资，非常谨慎，包括雇佣美国当地工人、当地经理，等到时机成熟，发起营销攻势时毫不手软。日本的汽车变成了“全球霸主”，跟它前期等待时机，有很长的一段潜伏时间，是有关系的。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并购事件看，我们也要讲一点策略。毕竟人家总认为你是国有企业，是国家控股。所以，国有和民营企业能不能一块出去，甚至民营企业出去，政府给予并购贷款支持呢？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港资等，在香港成立一个股权收购基金PE，用这样的形式出去收购，对于挡住一些金融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相对可能要好一些。

　　从教训角度说，我们在并购技术、策略上，经验太少。我曾经跟一个美国企业高管谈到，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是工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你们完全是保护主义，他说，不，你们有政府支持。我说，如果并购贷款有工商银行，也有花旗、汇丰等，是不是可以？他说，如果这样就可以。这说明我们有些微小细节、策略，不熟，当然也包括一些法律风险，甚至于文化、宗教，更有整合的问题。

　　乔治·索罗斯（LCC索罗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我认为中国得到的经验是，应该更多地鼓励那些独立企业和独立投资人去海外投资。

　　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从国家整体战略讲，对并购国外企业的行业以及区域分布做战略性规划。中国缺乏的是自然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应该利用机会，尽量收购和获得一些国外生产自然资源、大宗产品的企业的控制权。

　　（本稿文字由CCTV-２《今日观察》提供，本报为合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