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亟待突破行政桎梏

　　谭雅玲

　　中投又要出手了。继7月3日中投以15亿美元获得加拿大矿企公司泰克资源约17%的海外股权之后，日前又传出其将洽购身陷困境中的保时捷汽车股权的消息。

　　其实，中投创立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大突破，显示决策者针对中国金融的结构性矛盾做出的战略应对，大大增加了外汇管理结构的灵活性，市场对于政府金融改革的信心也大幅上升。国内外都给予高度评价和关注。尤其在西方金融危机总爆发的情况下，人们对中投抱有更多的期待。

　　然而，中投作为政府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其市场表现却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中投的组织架构是桎梏的根本。中投是汇金模式的延续，汇金的成功与缺失也是明显的，但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思维方式以及应对策略则依然停留在总结经验和成绩上，严重忽略问题和成本。中投和汇金这两种框架依然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本位上，汇金派驻的股份制银行董事多是年龄偏大、原金融系统的领导，这些人具有管理宏观经济问题的丰富经验，但是在管理金融对外投资的能力上，显然还有欠缺。可以说，进入这些位置的安抚需求最终可能影响汇金乃至现在中投的投资观念。因为，中投的职能是市场运作，而非宏观管理。至今虽有外国特别是华尔街投行经验人士加入，但在行政体制巨大的惯性思维下，完全有可能使得华尔街专业人士无法发挥应有的能量。因此，我们观念和文化的改变迫在眉睫，不是简单模仿或组织架构。

　　其次，谨防投资目标选择的关系化、人情化。在一次人大财经委的调研会议上，诸位专家以及人大财经委人士对中投首笔投资黑石这样的透明性很低的私募基金表达了不理解和质疑。而最终的投资损失，也或多或少折射出了市场早先的传言，即中投在投资目标选择上的个人关系化、人情化，而非市场价值和风险判断选择。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投本身的计划、行政模式，易受人情关系的影响，导致了其决策缺乏效率和科学性，错失了最佳的时机，从而出现投资价值损失。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的，没有必要回避。

　　最后，中投投资与架构的问题还反映出中国金融专业人才的储备不足。金融专业高端人才既需要有专业技术，同时更需要实践经验、时间经历与市场阅历，而中投或中国其他金融部门，金融抉择是政治决定、官员决定，这样的投资管理模式和政策制定理念将严重制约中国金融效率与竞争力，尤其有碍于金融收益和风险控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下金融焦点作用的扩大，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全面规划和长远设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观念的解放和创新才有了以后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也才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因此，中国对外金融投资依然需要进一步改变观念和创新发展自我，才会有新的国际资质与身份。而目前最为急迫的就是突破金融对外投资上的行政性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