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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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智库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国家直属的大单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还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比如财政部、商务部的研究所，大概有200家；二是各个大学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全国可能700家至800家左右；三是各个省级的研究机构，还有一些民间智库。

　　当前全世界在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应对这场严重的危机和大衰退，需要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需要企业界的努力奋斗，更需要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和献计献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这样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机构，作为世界著名的智库，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24年历久弥新，《中国经营报》一直立足经济前沿，致力于为中国商务人群捕捉财经资讯、挖掘商业价值，构建财经媒体的公共空间、知识分子的发言平台。

　　为更好地实现这一宗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经营报》研究院联合国内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评论家共同发起“中经智库”，旨在构筑中国新生的学术、舆论领袖之间及与媒体沟通、交流的平台。“中经智库”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和传播媒介，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百千万工程”（以社科院、社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经营报》高端企业读者组成的互动圈），但所反映的学术成就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宗旨是通过成员专家自由、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激发彼此的创造力。

　　“中经智库”谋求专业知识与企业实践相结合，集合成员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致力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间中国企业经营提供思想资源与解决方案。

　　中国外脑

　　现在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绝好时机

　　历经里根时代的经济滞胀和采用减税为主要药方的老布什时期，约翰拉特里奇作为美国总统的高级智囊，可谓身经百战。但他的身份不仅如此，他还是经济学家和商人，每天游走于世界各国，寻觅商机。

　　7月3日，约翰拉特里奇在出席“2009 中国经济论坛”期间接受了《中国经营报》的独家专访。

　　现在正是跨国投资的绝好时机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在通胀预期的前景下，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现在是否是“走出去”的良机？

　　约翰拉特里奇：对中国企业来讲，现在去美国或者欧洲收购兼并一些外国公司是个非常好的时机。一方面，如果允许中国企业持有部分美元，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赚取利润和占有市场份额，因为现在国外公司的资产价格非常便宜，中国的企业又有足够的流动性支持，而且可以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

　　近期，中石化成功收购瑞士的石油公司，这就是中石化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布局，这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改善有很大的帮助，并且，购买石油资源还可以抵御通货膨胀，但购买美国国债则做不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加速国外投资的步伐，鼓励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对于中国扩展自身的品牌也非常有利。

　　《中国经营报》：你对准备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投资并购的中国企业有哪些建议？

　　约翰拉特里奇：一方面，要购买的公司必须和现在的公司在市场上存在很大的相关性，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的商品流转，并且可以顺势推广品牌，使中国商品的品牌变得更有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管理层在治理国外公司时没有太多的经验，因此在购买国外公司的时候最好把企业高管层也一并“购买”，这是一种把当地实践经验带到中国公司的最快捷和方便的途径。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带动中国经济复苏将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

　　约翰拉特里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咨询、IT、通讯、教育等服务行业，因为这些行业都不需要能源。目前，能源短缺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问题，美国也是一样，自1980年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开始来自服务行业，中国也将会走上这条道路。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约翰拉特里奇：如果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够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的经济将会增长得更快。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能够为这些企业及时提供贷款的金融机制。中国需要一个专门以中小企业客户为目标的银行，这并不是说要成立一个新的银行，而是进行重新定位。

　　然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金融专业人才的匮乏。培养一个专门做这份工作的人需要很长的时间。金融人才的短缺将是限制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中国经营报》： 经济危机将会为世界经济格局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约翰拉特里奇：危机的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影响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得了比美国更多的经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因此，今天的中国官员讨论世界储备货币的时候，就显示了中国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壮。

　　负面的影响是，由于经济危机带给人们是恐慌和痛苦，而当人们陷入恐慌的时候，就要寻求保护，要求关闭国门，将外国人驱逐出去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这在美国、中国、日本还是欧洲都是随处可见的。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外一个国家关闭大门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最近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认为唯一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办法就是让各国的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增长，就业机会逐渐增加，所有事情都在向前发展的时候，就不会去考虑保护主义了，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

　　《中国经营报》：你对最近国际上提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如何看待？你认为可能实现吗？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约翰拉特里奇：我认为它是不可能建立的。当美元还是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保持币值稳定的重担是在美国政府。如果美元不足以担当国际货币的重任时，可能会采取一揽子货币的计划，但即便是这样做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是在亚洲区域内建立以人民币为主要结算货币的货币体系，可以做得到，但是要挑战美元的绝对统制地位的话会比较困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经营报》：你对人民币升值是如何看待的？

　　约翰拉特里奇：这次的危机从美国开始，由于中国部分放开了汇率，因此受到了部分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开放金融体系。然而，当中国开放了资本市场，与此同时也就有许多投机者乘虚而入，2005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美国经济界和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劝说人民币升值，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先使得人民币在进入市场之前首先要变得可兑换。否则，即便是兑换成人民币，你也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拥有它。因此，来自美国的那些投机者实际上使得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变得更加缓慢，使得这项改革需要更长的时间。

　　中国经济有可能重蹈“过热”覆辙

　　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研究部长田中修是个中国通，他研究的专业是国家政策。对于影响中国经济60年发展的经济政策的脉胳，他也是相当地谙熟。

　　7月3日，在“2009中国经济论坛”发表完演讲之后，《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田中修先生。采访前，他特别强调，自己是以东京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发表如下观点。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特别提到过，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你认为产能过剩是否与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关联？

　　田中修：中国经济是在2001年重新恢复起来的，2002年中国财政部就提出了“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但到2004年年底，这个政策却被暂缓了。理由是由于2002年～2004年间出现了经济过热的苗头，令政府和财政部很着急，想赶快把过热趋势降下来，但是后来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我认为，这次中国经济很可能会重蹈覆辙。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认为当务之急应该着眼何处？

　　田中修：最重要的，政府应该跟踪庞大的银行贷款走向，追踪这些钱究竟流到哪里去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金融贷款还没有流到最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里去，而过多的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但是，我认为，实际上能够很好地解决一些中国难题的恰恰是中小企业。

　　《中国经营报》：中国4万亿元投资的初衷之一是，希望通过国有经济带动非公有经济、拉动私人投资的恢复，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田中修：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企业会不断地重新组合、重新洗牌，结果最后，你会发现被整合掉的可能都是非公企业，资源再一次全部被集中到了国有企业手里，这等于是在历史过程中出现了逆行的趋势。

　　所以产业调整要注意尽可能地不要让非公有经济倒闭。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已经被非常优厚地保护起来了。在经济萧条过后，大家会发现，剩下怎么都是国有企业？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对照日本的过往经验，你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田中修：日本、美国的银行机构一般都对国内消费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比较关注，但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涨幅不太关注。他们认为，只要消费者价格指数趋于稳定的话，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动产价格的上升早晚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一旦问题发生以后，银行再被迫地采取应急措施就很被动了。在日本房地产出现泡沫时，日本民众曾要求日本银行能够彻底地治理不动产行业的泡沫。后来由于银行管得太厉害了，又导致日本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经济萧条期。

　　中俄不能仅限于能源合作

　　“中国把俄罗斯看成原材料供应商。这一点我从经济上完全可以理解。”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德米特里索罗金在2009年7月3日由《中国经营报》承办的2009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

　　《中国经营报》：本届“中国经济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60年——变革与振兴。今年也是中俄建交60年。中国最初的国际交往就只有俄罗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俄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什么？障碍有哪些？

　　德米特里索罗金：从中俄贸易合作的历史上看，从俄罗斯合作的角度上讲有一些问题。2000年的时候中国是俄罗斯第六大贸易合作伙伴，现在是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1998年的时候，俄罗斯对华出口的1/4产品是机电产品，中国给俄罗斯出口的1/4产品是皮革制品。2007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机电产品只占7%。中国向俄罗斯出口超过一半是机电产品。10年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燃料能源只占3%，现在占40%。现在，俄罗斯提供的是原材料，中国给的是制成品。这并非俄罗斯人所乐见的。

　　现在中国是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只在中国的贸易中占2%～2.5%很小的份额。中国对外出口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占20%。2%对20%，中国的经济利益肯定在美国。我们的两国政治家强调要建设战略伙伴关系，但是经济利益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强烈的经济利益的话，政治关系如何建设？

　　《中国经营报》：俄罗斯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如何？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德米特里索罗金：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于世界经济。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位置太低、份额太小，GDP占全球的3%，金融市场占全球市场的2%到3%，全球商品市场俄罗斯份额为2.5%，全球服务市场为1.5%。所以我们的数额太小，帮不了别人。俄罗斯在危机当中谈不到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而中国不同，现在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的是2025年中国的GDP是否超过美国。中国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但是前不久20国首脑峰会时各界也讲得很清楚，不要指望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需要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