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 珥
清末实业家张謇主张“实业救国” ,但其骨子里其实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做一个企业家。这才是张謇真正的局限性
就算是一个窝囊的时代,也总能被后世发现一些闪光的英雄。因为,人们太需要在无边的黑夜中寻找到星光,哪怕这光亮很微弱。
张謇(1853~1926)就是这样一颗星。在历史书上,他被描述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他创办的最知名的企业当属大生纱厂。
胡适之称张謇为“失败的英雄”,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失败”证据的大生纱厂,其实是不应倒闭的,资产完全超过债务,只是因为债权银行短视,非要接手管理,才闹得不可收拾。仿佛如果不是债主们插手,而是放手让张謇继续管理,张氏企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个百年老字号来。事实上,逼倒张謇和他的大生纱厂的不是银行,而是其本身对“实业救国”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下海”只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不是商人,更不是企业家。
41岁中状元
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那年中状元开始。
那是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个令中国历史永久滴血的年份。自小便有“神童”之称的张謇,自16岁中了秀才后,终于在这一年完成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科举跋涉,扬名天下。幸运的是,在这漫长的二十五年“读万卷书”的同时,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行万里路”,而正是来自“行万里路”的见识,让他获得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总理级别的翁同和的欣赏。“翁总理”甚至费尽心机地要在如山的考卷中,找寻张謇的卷子,结果因误认而多次便宜了他人。
令张謇进入翁总理视野的,是他在朝鲜起草的几篇大作。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分别派兵入朝。入朝清军由吴长庆率领(所部番号为“庆军”),张謇因师友举荐在吴长庆帐下担任幕僚。一同入朝的,还有比张謇小6岁的一位河南小伙子,大名叫做袁世凯。
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人生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文一武,在朝鲜混乱的局面中,充分展露了自己的才华。张謇为吴长庆起草了《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报告,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朝鲜政策,甚至应该考虑将朝鲜“改土归流”,将其王室迁居北京,疆域正式收归中国版图,设立郡县,永绝后患。
这是张謇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初试啼声,得到翁同和等人的赏识和提携。几经蹉跎,张謇终于金榜题名,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张謇虽然出道晚,但起点高,一上位就成了“清流派”的骨干。此时,中日在朝鲜剑拔弩张,“清流派”虽不懂军事,却书生论兵,竭力主战,而张謇是“清流派”中唯一在朝鲜有过实战经验的,俨然便成了“清流”的先锋。就在这当口,张謇父亲过世,回家奔丧。当“清流派”在这场毫无意义的高调论战中,充分地暴露“口水抗日”背后的无知并对主持第一线军事和外交的“挑担者”们形成巨大的掣肘时,张謇幸运地置身局外,没有在官场结下太多的“梁子”。
状元“下海”经商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标志着大清国此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在迷失之中,大清国在政治层面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先后爆发了极右路线的“戊戌变法”(即政变)和极左路线的义和团(即八国联军)两场巨大风波。状元郎张謇因此幸运地远离了风暴中心北京,并开始他的下海经商生涯。
张謇是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的: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同时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
状元经商如同秀才带兵,有着先天的不足。张謇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外,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投入。此外,在南通的富商帮助下,张謇又募集了另外25万两白银。
张謇终于在南通为自己的企业铲下第一锹土,大生纱厂于1899年惨淡开张。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1901年(辛丑年)张謇圈得10多万亩的土地,兴建了通海垦牧公司,成为大生的原棉基地。有了稳定的棉花供应,再加上政局在大波动后趋于稳定,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再度向全国发出了改革的号令,史称“辛丑变法”。一时间“西北风来满眼春”,大生纱厂迅速发展壮大,并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蔓延。
改革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渐呈现出“大跃进”的势头。
“立宪万能论”成为朝野共享的政治浪漫主义,坚信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且只要立宪就一定能救中国,要求“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张謇有着状元的光环、“抗日”的经历、兴办实业的实践,当仁不让地成为立宪派在国内的领袖人物,与海外的梁启超桴鼓相应。
经济方面,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公司、项目遍地开花,各种势力、各种资源、各色人等,都纷纷投身经济建设,海外的投机热钱也纷纷涌入,任何一种粗糙的概念炒作,都能令数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资金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包括张謇大生集团在内的,但凡有点规模的企业,莫不加快扩张,各类钱庄、票号和银行纷纷送资上门,信用极度膨胀,银根异常宽松。张謇除了纺纱分厂越开越多外,还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行业全面出击,用张謇日后自我检讨的话来说,就是“急进务广”。但是,“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中,大多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管理问题。
骨子里仍是官员
张謇其实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做一个企业家。
尽管他深刻地认识到救国“当自兴实业始”,但纵观他的所作所为,实业救国无非是手段层面上的选择,是“术”而不是“道”。在他看来,下海经商是“舍身喂虎”的悲壮牺牲,“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吾为中国大计而贬, 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下海”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一条特殊的救世渠道。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是文人,不是商人,更不是企业家。
实业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大量的资金被抽调到那些伟大、高尚的事业中。根据他多年后的自我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南通大量的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机构等。大生集团俨然取代了政府的角色,而张謇则成了实际上的南通市长,他的目标是将南通建设成为“新新世界的雏形”(张謇原话)。他的豪情壮志,令今日动辄要将下辖小城市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官员相形见绌。
思路决定出路。“政治家”张謇在大生集团内部实行彻底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最为重要的投资决策和资金使用,都是他一人拍脑门决定的,而“企业家”张謇却不得不面对股东们对业绩和利润的压力。“政治家”与“企业家”妥协的结果,是一个让企业致命的决策:企业不再提取积累,利润全部分红,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分红发息”。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本应与公司同甘共苦的股东们,实际上成了旱涝保收的放债人。有了丰厚而且稳定的“分红”,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但是,企业则日益钻进自己编织的巨茧之中,只要有点风雨,那茧就会缩水而变成贴身牢笼。
当张謇把企业从一台获利机器改装成福利机器时,企业就离落败之日不远了。为了维持无节制的扩张、非理性的分红,企业不得不大力压缩各种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大生集团成为清末民初的“最差雇主”之一,员工和佃农(公司垦田租种者)不堪刻薄的待遇,劳工抗争持续不断,成为“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1922年,张謇的大生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被债主们接管。后世的研究者,大多将张謇的失败归咎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其实,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踏脚石。
或许,将任何事情都与爱国、救国挂钩的泛政治情怀,是我们至今仍未解脱的一张巨茧。
雪珥 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