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式的勇敢

　　企业家式的勇敢

　　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

　　企业史笔记  吴晓波

　　话说1894年，中日宣战。7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

当日，恰逢暴雨，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在3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1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经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沮丧，人人思变。在这个将死未生的悲凉时刻，中国有3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一生最重要的选择：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42岁的张謇则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之举好比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 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说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张謇经商在当时引起过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宣布下海创办纱厂，此二人的行动，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张謇办厂成功后，却发现乱世之中，商者的力量实在渺小，因此，他将很大精力投注于投资教育与地方自治。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以传统的方式过活。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新城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到1920年代，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而这一切都得力于张謇，他尝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过去百年间，这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而商业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可悲的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的身影总是被掩盖甚至丑化，他们好象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而事实上，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的商人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我竟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