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帕乔里来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引导人类正视全球变暖的事实。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主席，他于2007年和美国前总统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他所领导的IPCC做出的权威报告，直接影响了众多气候协议的产生。

　　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在即，帕乔里对此次会议的预期如何？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他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领域的博弈？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夕，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帕乔里博士。

　　气候政治中的大国角色

　　《21世纪》：您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帕乔里：我不参加谈判，我的主要任务在于让各国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届时我会通告各国对气候变化开展科学研究的任务。

　　《21世纪》：在您来看，哥本哈根会议当中最难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

　　帕乔里：最棘手的部分就是让所有国家达成减排协议。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排放产生者，需要为此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它们还没有为之付出足够努力。发展中国家必须注意不能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

　　《21世纪》：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依然存在障碍，您认为这些障碍应当如何解决？未来双方的合作方式将会是什么样？

　　帕乔里：关于合作的障碍，我认为主要存在于技术、融资的问题。我想这些会在哥本哈根得到解决，甚至将其根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需要做好自己的减排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帮助，这是他们的职责。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减排不是强制的，但他们依然需要改进。

　　现在很难判断会有什么样的合作。但是我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各国家之间就会达成某些协议。

　　因为合作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南北国家都能从中获益，这是合作的前提。

　　另外很难预测的是未来的合作方式，哥本哈根会议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有益的协议，各国基于这样的协议来规划自己下一步的行动。

　　《21世纪》：印度和中国是可再生资源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您觉得是不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承担更重要减排责任的信号？

　　帕乔里：我想是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商机。中国和印度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建立一些可再生能源产业，它们将能够大规模带动项目和技术发展。

　　气候领域的渐进式改革

　　《21世纪》：2014年，IPCC即将完成第五次评估报告，该报告是各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权威依据，您认为哥本哈根协议和未来您所指定的新报告是否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在减排义务上的差异？

　　帕乔里：新协议要取决于12月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现在还很难讲对未来产生何种新的影响。

　　最新报告的产生，可以肯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但是不会大于目前状态，我只希望我们的报告为世界各国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

　　《21世纪》：目前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似乎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挑战。您认为它会被新的机制替代吗？新机制的框架该如何设计？

　　帕乔里：CDM 机制和其他机制确实经历了某种变化，不过我并不肯定各国一定会制定新的机制。对已有机制进行改进，是目前应该做的。

　　当然这并不表示就不该质疑CDM。CDM也仍然处在学习阶段。我认为CDM会继续保持，但在工作程序上应当更加简化，审查更严格，这样能为那些真正能够减排的项目能够获得资金支持。

　　《21世纪》：一个最坏的假设：如果哥本哈根会议毫无结果，发达国家会怎样反应呢？比如，欧洲是否会像美国现在一样，提出要起征碳关税。

　　帕乔里：我认为欧洲和美国会形成某些减排的协议。美国提议征收碳关税；欧洲的有些国家目前没有碳税，但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碳交易规则。所以，他们二者将采取什么行动，现在还非常难说。但是我认为，双方能够达成统一的协议来实现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