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签订的经济协定是韩国实施“新亚洲外交构想”的具体步骤

　　韩国与印度在8月7日正式签订了《韩—印CEPA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韩印CEPA似乎有些出乎意外。在人们眼中，韩国一向自诩为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之一，力图通过自己在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媒介角色来谋求发展，成为东北亚的物流、金融和商业枢纽国家。韩国也一向重视与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希望通过贸易与投资往来获得日本的高端技术与中国的广阔市场。在扩展FTA版图过程中，韩国曾经积极与日本展开谈判，也积极推进与中国的FTA协商，并参与三国FTA的可行性研究。在中国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后，韩国虽然认为自己的东北亚政策有些落空，但也紧随中国之后，与东盟达成类似协定，推动东亚地区“10+3”的展开。虽然，韩国与美国达成了FTA协定，迈出了与中日不同的扩张步伐，但还是基本与中日采取相同的经济立场；而印度这一步棋抢在了中日之前，是高明之招。

　　细细想来，韩印CEPA也在意料之中。

　　与印度签订的经济协定是韩国实施“新亚洲外交构想”的具体步骤。韩国现任总统李明博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就提出了“亚洲外交”纲领，要迎接21世纪展开的“伟大的亚洲时代”，强化亚洲合作。在竞选期间，李明博还出访印度，提出当选后将首先与印度缔结FTA协定。今年3月，李明博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更是明确了“新亚洲外交构想”，要将原偏重于东北亚地区的外交范围拓宽至整个亚洲地区，并将把经济为中心的合作网络拓宽到安保、文化和能源等领域。韩印CEPA正符合李明博总统的施政理念，有助于增强韩国在东北亚地区以外的影响力，提升韩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

　　此外，印度的崛起，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积极拓展与印度的经济关系，是促使韩国签订CEPA的动因。众所周知，印度从2003年开始驶入增长快车道，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在危机袭来的2008年，印度仍保持了7.3%的经济增长率，显示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的发展潜力。印度的崛起引起了许多国家的瞩目，包括东亚的诸多国家。日本为了跳出“10+3”的狭窄框架，增加自己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号召力，把印度拉入了东亚，提出“10+6”设想；并在与印度展开EPA谈判的同时，规划“德里•孟买产业大动脉”，促进两国的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合作。东盟也与印度敲定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最终文本，正式签署后将于明年实施。作为“金砖四国”的共同成员，中国也是积极谋求与印度展开FTA谈判，并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时确立了金融合作立场。在此背景下，韩印CEPA的签订就凸显出争得先机、获得先行优势的动机了。

　　细心的人会发现，虽然都简称为CEPA，但是这个“C”并非内地与香港的“紧密的”（closer）的经贸关系，而是“全面的”（comprehensive）经贸关系，韩语的协定名就是“全面性的经济伙伴协定”，与日本一直推行的FTA的替代协定——EPA有异曲同工之处。之所以使用这个名称，韩国的解释是因为印度国内对FTA比较敏感。但是，印度与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和东盟的协商，都采用了FTA的名称，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脚。其实，如果考虑到韩印CEPA协定的内容，这样的名称应该更为契合。一方面，韩印CEPA不仅包括一般FTA协定所涉及的贸易内容，也包含投资协定，而且是印度首次使用了“消极方式的投资自由化”，即除了禁止开放的领域外，其他没有提及的领域则对韩国资金全部开放，是高水平的自由化政策；不仅如此，韩印CEPA还涉及诸多服务贸易种类，这是一般FTA协定不会包括的项目。印度将向韩国开放金融、通信、会计、建筑、房地产、医疗、能源、流通、广告、娱乐和运输等行业，而韩国也向印度敞开了计算机人才、英语助教、工程师、经营咨询师等专业人员自由流动的大门，这应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韩印CEPA中又排除了大米、牛肉、蒜和芝麻等敏感性农产品，与WTO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FTA不同。CEPA的名称有助于韩国避开FTA的某些限制。

　　其实，韩印CEPA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韩印2008年的贸易额为155.58亿美元，只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2%。同年，韩国对印度的投资额为1.89亿美元；从1968到2009年3月的累计投资额也才仅为15.15亿美元。韩国所关注的是印度的发展前景，是其11.5亿人口的巨大潜在市场，是仅次于美中日的经济总规模，是近年来韩国与印度迅速加深的贸易投资关系。为了达到目的，韩国对印度十分担心的贸易逆差扩大问题采取了足够忍让的态度，以换来投资领域的开放以及整个协议的达成。印度将在8～10年内逐渐消除85%的韩国商品关税，就连韩国最为关注的优势出口产品——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也是在8年内逐步降低。韩国也对印度非常关注的电视显像管、乘用车和微波炉等网开一面，不要求关税减让。

　　另外，韩资在汽车等行业成功实现的本地化，有效地减少了贸易赤字数额，是印度愿意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可以说，韩印CEPA也反映出韩国寻求地区贸易协定对象国的一些原则性变化，即从仅仅确保出口市场到同样关心投资机会的增加。

　　在贸易保护政策备受谴责的今天，地区性或双边性贸易协定在某种意义上正成为一种新的世界市场竞争政策。而且，与一般的保护政策不同，贸易协定还可以与本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结合，发挥经济政策的外交功效。韩国与印度签署的“全面性经济伙伴协定”就体现出这样一种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全球经济政治布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