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资深记者 刘亮 图 • 除署名外均由贝恩资本提供

　　毛泽东主席之语“湖南有蔡和森，湖北有黄负生”中的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当年毛泽东去湖北时，就住在黄家，黄氏一门其子其孙当中，有报告文学作家，有投资家，还有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这样的一个名门之家没有办法不精彩纷呈

　　父亲黄钢是新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黄晶生：明星投资人的回归

　　今年8月初，贝恩资本成功注资国美，让积极参与此事的黄晶生及贝恩资本香港办公室负责人竺稼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黄晶生早年在美国曾经有过创业的经历，后来转做风险投资工作。在英特尔的投资部门工作期间，黄晶生经手的最著名的案例是投资UT斯达康——这项投资共花了5500万美元，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英特尔就获得了超过100%的回报。

　　2001年下半年，软银赛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阎焱找到黄晶生，希望他担任任软银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主持软银中国区的业务。黄晶生当时也认识到，只有回到中国，才能把握住更多的投资机会。于是黄晶生便启程回国，开始执掌软银中国。

　　据黄晶生回忆，2002年8月，汇丰银行的一位高级经理找到自己，自称是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他告诉黄晶生，盛大有融资需求。在听完了对盛大的情况介绍之后，黄晶生当即表示要与盛大董事长陈天桥当面交流。

　　“软银中国接触盛大时，已经有不少风险投资企业和盛大接触过，但都谈不拢，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投资机构的单项投资额都控制在几百万美元，以分散投资风险。这些风险投资商的解决办法是几家联手共同投资盛大。而软银中国愿意独家出资4000万美元支持盛大网络的发展。”黄晶生告诉《中国新时代》。

　　黄晶生承认，此前他们对盛大做了认真的调查，非常看好该公司的发展，投资有风险，但投资盛大这个风险值得冒。结果两年之后，盛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软银的投资获得了十倍以上的回报。黄晶生也因而成为亚洲地区的明星投资人，同时也成了猎头公司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晶生自己创业时，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周末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后来大病一场，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之下，他逐渐恢复了健康。这让黄晶生进一步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现在，只要不是工作日，他就会回家，倍伴家人。黄晶生经常会回忆起当年在哈佛商学院读MBA时，哈佛的两句名言：第一句是你要把自己当一个品牌来呵护；第二句是你在事业上的任何成功都无法弥补在家庭生活上的失败。

　　现在的黄晶生开始重拾顾家好男人的形象，做事尽可能低调。尽管在回归家庭的旅途上，没有因为顾家而荒废了事业，他的事业也迈上了新的台阶，但他还是说，“我也许更适合在一个无人注视的角落里默默耕耘。”

　　黄亚生：远在美国的进谏

　　虽然大家都忙，但每年黄晶生和弟弟黄亚生都要见上几次面。据黄晶生介绍，两家人常在一起度假，他们会在美国西海岸金色的沙滩上漫步，看着黄昏时分波光粼粼的海面，那是两家人最幸福、最放松的时光。

　　黄亚生曾经任教于哈佛商学院，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他是一位在美国和中国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之一。

　　黄晶生坦言，自己选择去美国，并最终选择做投行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弟弟的影响。黄亚生1981年被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本科。而黄晶生则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几年之后才决定去美国的。

　　黄亚生在美国读大学时，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必须四处打工挣钱，日子过得很苦。课余时间，黄亚生在食堂、图书馆打过工，还当过校园警卫，负责夜间巡逻。毕业后，他的同学大部分都投身华尔街，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黄亚生不喜欢应酬，他选择留在大学里做学术研究。

　　2003年7月，黄亚生与当时同在哈佛大学执教的印裔教授韩太云联合撰文“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文章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开启了中印之间“龙象之争”的大辩论。

　　通过对中印经济的比较，当时人们达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宏观经济强于印度，但微观竞争力比印度逊色；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印度的软环境相对完善；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全球办公室”。

　　由于以上结论有利于印度，一些人对此很不理解。有人问黄亚生，“你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替印度说话？” 黄亚生回答：“我热爱中国，热爱到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

　　黄亚生的这种爱国情怀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达的，他自比古代的“义士”，要以谏言报国。黄亚生认为，中国和印度未来必定是竞争关系，中国要想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在黄亚生的专著《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黄亚生指出，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恰恰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自身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里，黄亚生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则转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推崇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

　　黄亚生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的向中国的决策者建言献策。

　　黄晶生毫不掩饰对弟弟的欣赏。在黄晶生看来，弟弟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很多现象，以及解释企业在目前大环境的各种行为逻辑，都非常有意义。“他找到了观察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这确定了他在目前经济学领域的地位。”黄晶生告诉记者，“我经常会在读他作品的时候，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黄钢：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黄晶生、黄亚生在一起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会回忆他们的父母，尤其是他们的父亲黄钢。“我们在一起偶尔回忆起小时候发生的某件事情，就会想起当时父亲面对这件事是怎么处理的，母亲又是怎么处理的。父亲对我们的人生道路无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黄晶生说。

　　黄钢是新中国新闻战线上的一个著名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黄晶生、黄亚生的祖父、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1922年，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在和黄负生进行了多次长谈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的感叹。

　　由于黄负生英年早逝，黄钢年少时也命运多舛。抗日战争期间，黄钢辗转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黄钢与他人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1963年，黄钢被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部评论员。改革开发之后，黄钢发表了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等。黄钢还曾经被评为新中国“十大新闻记者”，他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则奠定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黄钢就将次子黄亚生送到美国学习，一方面是希望他能去国外学一些知识，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近距离地观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一面，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但黄晶生后来也去了美国，这让黄钢感觉到两个孩子在观念上与自己存在冲突。

　　黄亚生并不讳言20世纪80年代与父亲的争执。父子俩，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商学院的博士，矛盾冲突颇有戏剧性。黄亚生认为，父亲并没有看清楚那个时代的本质，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而黄钢则认为，儿子并没有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便轻易投身于资本主义的怀抱。

　　黄晶生作为长子，与父亲的思想冲突要少一些。他动情地回忆说，“我和弟弟都深爱父母。如今，父母都已去世了。他们生前都是两袖清风的文化人，他们勤奋忘我地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去世时, 还有很多未能实现的理想。我们不可能重复他们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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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采访中曾多次向黄晶生问起贝恩资本投资国美的情况，但黄晶生透露的细节并不多。据黄晶生介绍，自从2008年11月黄光裕被警方带走调查后，国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商业银行都调低了对国美的授信额度，令国美的现金流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候，国美决定出售部分股份以募集资金，并开始与贝恩资本等投资方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贝恩投资并非没有竞争对手。据说，与国美接触洽谈的企业包括摩根士丹利、华平投资和厚朴投资管理公司等国际投资行业巨头。

　　今年6月22日，国美宣布与贝恩资本达成协议，由贝恩资本认购国美发行的总价值18亿港元的可转股债券。8月初，贝恩资本与国美正式签约并注资。

　　黄晶生透露，贝恩资本之所以能最终胜出，一方面是因为贝恩资本出价合理，提供的资金规模也与国美的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则在于贝恩资本能为国美提供相关的管理咨询，这项增值服务得到了国美高层的认可。目前，贝恩资本有三人在国美董事会任非执行董事，为国美提供管理咨询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外界有评论认为，贝恩资本进入国美将带动国美转型。国美在引入贝恩资本后，将有可能对公司内部管理进行变革。变革的核心内容将是推行股权激励机制。此前，由创始人黄光裕主导，国美内部基本上采取的是家族化的管理方式。而国美的竞争对手苏宁在内部管理及员工的激励机制方面，则走在了国美前面。苏宁2004年在深交所上市之后，造就了多位富翁。在国美内部采取股权激励措施，是否也有助于改善国美的公司治理结构。对此，黄晶生未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