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可控性”的困扰

　　袁 东

　　只要存在货币幻觉，货币就不是可控的。

　　可是，当今的纸质货币果真是“可控”的吗？从你我这样法定货币接受者的角度看，如果货币是可控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就是透明，且可测的，就不会存在通胀或通缩，即使存在，也是可预期的，人们始终就能以货币实际价值来考虑问题，那经济学上也就用不着争论“货币幻觉”是否存在了。

　　长期以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承认货币幻觉的存在，并试图分析这种幻觉及其伤害。上世纪以研究货币著称的经济学家费雪，干脆就将其一本书定名为《货币幻觉》。但是，那位坚称经济模型可以预测未来，并倡导了“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教授根本排除了货币幻觉，并将这一观点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核心假设。这一假设，当然是以大众是完全理性，并像数量分析家那样思考和决策为前提的。可是，连主张完全理性的经济学家们都不可能准确预测通胀，也做不到根据货币实际价值决策，以使自己的投资与生活免受侵蚀，又怎么能指望普通大众 “完全理性”呢？

　　人类进入了一个货币困扰的时代！

　　货币，毕竟不是直接用于特定生产与消费的对象，尤其是当货币变为纸质的“法定货币”后，更没有了生产过程和内在价值，更多是媒介交换的作用。如此，由货币问题所聚集的那么多一流头脑，以及巨额物质消耗，实在很难说不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成本。这还没有包括由越来越频繁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衰退和萧条，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损失与苦恼。更不用说，一旦聪明的脑袋利用货币问题去满足极度膨胀的私欲，各种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就更具破坏性。

　　问题就是这么矛盾。一方面，货币的出现，以及逐步被信用化过程中的简化，极大地促进了交换，方便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被过度简化，以及政治势力日益渗入扩大的结果，助推着信用的日渐残缺，投机日盛，经济关系被货币迷雾扭曲，加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波动，繁荣和危机的轮替频率越来越高，经济周期也就越来越短，不断蚕食着经济社会的弹性。

　　人类于是越来越苦于货币的麻烦，不是担忧通货膨胀，就是担忧通货紧缩。几乎不存在没有担忧的时候。不论是折磨人的泡沫过热，还是泡沫破灭后的萧条过冷，都有货币代称的“流动性”过多或过少的影子。到底多少货币是合适的，已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货币量总是不合适。物价稳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货币已蜕变成了由国家控制的“可控货币”。货币不再是市场本位，不再是市场内生性的，而变成了“政府本位”或“政治本位”，完全是一种外生性的范畴。没有了市场竞争，只存在政治权力的集中统一掌控，没有了竞争中的信用筛选，只有国家信用垄断。对这种状况，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教授有如此总结：“使得这个世界能养活200倍于6000年前之人口的大多数制度，都是某种程度竞争性演进的成果。但人们从未获准探索一种真正健全的货币的试验。自货币在交换中被广泛采用之始，所有的政府都声称自己拥有供应人们获准使用的唯一一种货币的专有权。结果，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学科的分析家，都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货币能使市场过程以一种确实令人满意的方式运转。”

　　如果货币的“可控性”是以货币发行是否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为标准，那么，从控制当今货币的法定机构和政府看，不论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还是在标榜如何民主的政治体制环境中，也不管中央银行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是否具有独立性，抑或多么具有经济学知识积累和管理能力的中央银行家，都不可能使货币具有“可控性”。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难以准确有效。更因为，起初是政府的强制权力垄断了纸币发行，后来则发展为货币发行的垄断支撑着政府的强制权力，因而，为了维护和巩固权力，统治集团也就一直在依赖这种“货币垄断权”。

　　既然人类一时摆脱不了货币，就得继续忍受这种货币秩序的混乱，就得不懈努力去探索缓解这一困扰的途径。古时的贝壳，后来的金银等贵金属，以及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完全纸质化，都是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探索试验。谁也不知道，哈耶克倡议的“货币非国家化”是不是一种可能有效的新途径，因为迄今尚未有哪个地区大胆尝试这一建议。现在我们所能确认的只是，货币最先是基于纯粹商品交换的市场行为，因而，“市场本位”应当是货币秩序井然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