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怎么说这六十年

　　经济学家怎么说这六十年

　　文/本刊记者 李 斌

　　张五常先生在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结语中说：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丰富而又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

　　的确，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和才干，总会让人刮目相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让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走过很多弯路，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面。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使改革一步步向前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计划经济的特征仍然挥之不去，很多体制难题仍然无法化解。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之际，我们在庆祝辉煌的同时，也要带着这些问题继续上路。前程总是光明的，但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要再让苦难伴随在未来的路上。

　　中国数千年文化大可回首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前三十、后三

　　 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

　　我想，如果没有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在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年付出的代价，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成功了，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荆斩棘。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二百年才走出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

　　以道德伦理治国，是因为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能带来灾难。

　　国家六十年，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单看北京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

　　有时候，不得不对一些人的短视失

　　 望。我以为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反正经历、世界过去八十余年的折腾，已经足以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

　　可是，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失去理性判断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静。但是，在这个思路混杂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与人的本性相恰。

　　如果说这次危机所展示的制度对比，一方是美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另一方是中国的管制经济。我们可能会说，美国现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经济也受到影响，但还能通过“大政府”救助而较快复苏，那么，这种差别能够证明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吗？

　　其实，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劲，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资源垄断、针对政府管制而言，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政府的权力约束。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恰恰因为“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释放自由就能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是市场化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产权重新界定的难点

　　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其实是

　　 一套权力体系，当这套体系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这就是改革。我们可以把产权的重新界定，作为观察经济体制变革的一条主线。

　　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重新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方面的问题严重了，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力界定不是全面的齐头并进，而是不整齐、不均衡地推进，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力厘定、约束与保障”。

　　这样，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不同的权力之间重新建立平衡。这是改革的一个难点。从体制目标来说，产权安排必须是普遍的，不能保护了这一方，就侵犯了另一方。经济自由是有边界的，起码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问题是，渐进的改革过程，却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滞后。

　　现在大量的实际问题，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业开采、旧城改造，以及行政垄断行业、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似乎很难取得突破。这些问题难就难在权力怎样进一步得到清楚界定，最困难的是产权界定的自发活动，能不能及时得到拥有合法强制力国家的承认？没有强制执行的“产权”，不可能成为市场秩序之源。

　　但是，如果不让产权界定过程变形，那就用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机构，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改革遇到的挑战是：权力参与、渗透到了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

　　中国从解放到1979年整三十年，这

　　 中间培养了社会的仇富心理。富人当时是要被打倒的，当时叫“地富反坏右”，社会对人的教育是“忆苦思甜”，要大家“绝了发财的念头”。穷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了，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

　　改革后的太平年代时间不长，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

　　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相反，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国家欣欣向荣时，所有人得益；国家混乱时，所有人倒霉。这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可惜人总是健忘，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财富被创造，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现在双方都得利，没有财富的创造怎么可能。

　　这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也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中国需要真正的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的富人，需要一个能担负引领经济发展责任，并担负相应社会责任的富人群体。

　　理解扭曲的内生性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保持年均

　　 8%~10%的经济增长率，并在二三十年内完成现代化进程。这是由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走在前面，它们每实现一步成就都来源于其自主创新，它们要为此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和模仿技术，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较快地照搬一些发达国家的模式。因而，可能在二十年内追赶上国际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发达国家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了数百年，劳动力相对稀缺，适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低收入国家的富裕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所以，有竞争力的产业应是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

　　然而，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想快速成为现代化国家，所以大力发展重工业，但这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中国的禀赋条件。中国发展的这些重工业，大部分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不得不保护他们，并进行补贴，这些都是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企业激励缺乏。

　　为什么中国改革后三十年内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而其他国家的改革大多失败了？问题仍然在内生性上。当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并不明白，扭曲内生地来自于政府对缺乏自身能力的重工业的保护。但是，对这些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进行保护也许是一个次优选择，立刻撤除保护则会把这个次优选择的状态引向一个第三优的状态。

　　中国所做的，第一是通过奖励措施改善工业和农业部门的激励；第二是采取双轨制，一方面承认缺乏自生能力的产业的存在，继续对其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解放过去受到压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理解扭曲的内生性，正是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改革结果迥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改革必须以股份制为目标

　　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

　　 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通过国有资产重组，原来的国有企业或者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变成职工或公众持股的企业，或者是国家独资企业，经过改制以后的这些企业仍然是公有制企业。所以，中国并非在进行私有化。在股份制企业中，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各负其责，各取其利，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社会上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要进行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承包制和其他方式只会把中国改革引入歧途。中国的改革必须以股份制为目标，只有实行了股份制，才会出现新的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才会有新的中坚力量。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从农村释放大量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走上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之路，就业问题就会被摆在突出的位置。

　　如果政府不设法为大批多余的劳动力找到出路，不仅社会难以稳定，而且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会受挫。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民营企业有很大贡献，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民营企业也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并成为了出口企业中一支新的力量。

　　中国 三十年后的世界强国

　　现在的中国与一百年前的美国很类

　　 似，无论是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包括收入分配以及劳资关系问题，都有类似。我相信未来三十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崛起一样，中国也会有大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如果采取恰当的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话，应该是能够解决的。再过三十年，我们有希望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强国。

　　各个国家在发展中都有起落，但有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采取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不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在过去三十年，我们主要靠廉价成本、廉价资源支撑着资产的扩张。经过这次危机我们也看到，这种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继续的话，可能世界危机会更严重。怎么办？就要提高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而这依赖于技术进步。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技术创新还很薄弱。

　　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去创造一个新产业或一项新技术，就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发达国家过去制造的东西，即使成为了世界第一，也不是最强大的。

　　经济发展还是硬道理，不要老想着出头。国际地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争来的。如果我们在国际战略方面很好地把握，就有希望到2040年的时候，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二百年的时候，成为历史上非常自豪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三十年后回头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小的时候受人家欺凌，中年的时候出国被人家看不起。但三十年后，我们也许会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世界强国的公民，走到世界各地都会受到尊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健康地、好好地活着。

　　改革还需贯彻到底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

　　 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

　　其实，事情是很清楚，有的改革决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贯彻到底。比如国企改革，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作出决定以后，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到了一些大国企那里，改革似乎就停顿了下来。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开始加速，这个改革走了几大步，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分歧，对民间创办银行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要把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市场化改革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大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但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但对于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所谓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唯一的办法是靠法治。

　　谁为中国人造饭碗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许多隐蔽的失

　　 业显性化，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中国的失业是“总量过剩型”的失业，要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根本性的措施是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

　　适度的通胀对于抑制消费、筹集建设资金、增加就业岗位是有帮助的。当然，即通胀是温和的。在这种前提下，力求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生产的重心。

　　只要全国人民当年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没有把更多的社会财富都用于投资的情况下，投资规模越大越好，投资增长率越高越好。有那么多人等待就业，不扩大投资规模，不提高投资率，饭碗从何而来，就业岗位从何而来？

　　要有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的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投资环境，政府尽可能为人们创业提供方便，要降低税负，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创业的人，更应当降低税负。

　　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财产的所有权属性，并形成一个共同意识：公有制好，私有制坏。要重新认识私有财产，重新认识有产者。只有当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有产者、更大的有产者时，就会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鼓励中国人到国外找饭吃，包括扩大出口和增加劳务输出。应该将劳务输出的经营权放得更开些，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特别是私营机构到国际劳务市场上做生意，接订单。此外，加强教育培训，提高输出人员的素质，进而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市场份额。

　　中国最短缺是耕地、是基础设施，是大学，是小城镇建设、第三产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的重点是四造，即造地、造路、造人、造环境。

　　制度的力量

　　1985年我出国留学，西方社会给我

　　 的最大震撼是商业繁荣。走进超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同一件商品很多种牌子激烈竞争。为什么美国的商业那么繁荣？那是因为商品丰富的背后有一整套较为先进完善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制度的力量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生产活力，使人们的各种创造性和生产积极性都得到发挥，这也是制度变迁中所释放的能量，是市场机制的奥妙所在。

　　如果说制度是一种规则，那么，不同的制度规则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实行固定价格制度，人为定价造成了商品短缺。当采取了市场定价后，根据供求关系变化自发调整价格，最后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买东西要凭票，还要排队才能买到商品。

　　定价只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只有实行市场定价，按市场需求得到价格信号才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灵丹妙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去广东调研，当时广东开始实行农副产品价格放开机制试点工作，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引起价格不断上涨。

　　但是，经过六个月的市场检验，农副产品的供应大幅增长，价格下降，市场需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开始挖鱼塘建鸡场种菜地，九个月后价格下降60%，市场价格信号使得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民的收入也同步增长，市场价格机制的重要性充分得到体现。

　　政府并没有增加经济投入，仅仅改了一项制度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果。所以，下一个三十年，应发挥制度的力量，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