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产没力量 中国的中产离社区自治有多远

　　在一些社会评论家看来，每一次最大触及公民切身利益重大公共危机的发生，都是社区开始自治的操练，是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的最好契机。当涉及的难题是居民们摆脱不了的垃圾烦恼，而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化工项目时，更能考验公民学习自治的能力。

　　和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一样，周伟东从日本归国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公德意识的缺失。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生导师，致力于新型海洋数值模型研究。2000年回国前，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了10年。

　　周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对于那些损人利己甚至耍泼无赖的人，我们在文化上没有制约的力量，他可以肆无忌惮。你不能去找警察吧。”

　　这是周教授在对中日文化的比较后最深的感触，而根据他在日本的经验，这种事情在日本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哪怕是一点小利，一个日本人也没有脸在耻感文化极强烈的日本群体中呆下去。在他看来，只重个人私欲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公德匮乏的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城市中产当中还是很多，“虽然说，城市社区中有知识、有能力的中产阶层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但任重而道远啊！”

　　业主为何组织不起来

　　周教授回到国内后，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说邻里间缺乏往来，不知姓甚名谁，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倒也觉得这种少有纷扰的生活的自在。

　　不过，2007年夏天，开发商的一系列动作，打破了小区生活的平静。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更引起居民们担忧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他们往下挖，动了地基，万一楼倒了怎么办。”对于物业费的升幅，周伟东没有那么敏感，但对于可能影响到居住的安全，他不能不在乎。和周伟东一样的业主们不干了，纷纷开始维权，意识到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所以，大家并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自觉。

　　住在周伟东楼上的温秋华，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至今，2年过去了，业主委员会仍然还在筹备中。对于其中的困难重重，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首先是街道办、物业公司都不配合；另外就是业主素质参差不齐，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且很容易被开发商利用。”不过，在他看来，这个筹备中的业主委员会恰恰是一种最佳状态。因为，业主委员会一旦真正成立，那么仅有的几个业委会委员被开发商收买利用几乎难以避免。这样的业委会不但不会代表社区的利益，反而可能更不利。他看到了太多别的小区的例子。

　　温秋华把业委会的这种状态称为“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在维权过程中，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敢忽视它的存在，这使得谈判成为可能，如今双方达成了彼此能接受的条件：地下停车场停建，物业费从0.8元涨到1.0元。

　　但对于小区里将近1000户业主而言，这个“成立中的业委会”又是不存在的。周伟东说：“我们小区是组织不起来的空架子。只有一次和物业管理闹时，这个业委会才起了牵头的作用。但闹完之后自己内部又闹起矛盾来，本来不多的业主们作鸟兽散，这个业委会自然是等于不存在的了。”

　　在日本做过社区自治会会长的周伟东，常常拿如今社区的状况和他在日本时社区的状况对比。他总结道：“日本是文化或者叫沙丁鱼文化。沙丁鱼是一种抱团的鱼群，没有领头鱼，却井然有序，在海洋里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而中国文化，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要有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扰，便各自纷飞。”

　　回忆在日本的社区生活，周教授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三面围墙分为3格、干净到小孩可以扶墙玩独轮车的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非常自觉地做好被分配到的清理垃圾场等工作：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症结在于缺失公共精神

　　回国后，周伟东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做到“不闯红灯”，“别的事情可能会做不到，但这件事绝对要做到。”但是，8年多来，他已破坏了两次了。

　　周教授回味起闯红灯时的心理，颇值得玩味。有一天，他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结果一看是个红灯，意识到对自己的约束，便退了回来，却突然感到非常失落。 “走过去又走回来了。我很傻嘛，多亏没人看我。那下次该怎么办啊？我终于觉得，真的要做到非常难。没有一个信仰来支撑我来坚守。”

　　阿加西，广州市番禺区一个小区的业主。在与记者谈到社区自治时，他也谈到信仰。他所在小区的业委会筹备了好几年了，像周伟东的小区一样，至今仍然没有成立起来。“最难的是，没有特别的人来挑头做这个事。大家都在呼吁，但到做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

　　对业委会并无参与兴趣的阿加西，在此次番禺建垃圾梵烧厂事件中站了出来。2009年九十月，番禺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遍网络，引起了番禺居民的连锁性恐惧。

　　阿加西不停地询问进展情况，多方打探到环评尚未通过，于是展开了政府寻访之路。与此同时，小区居民自发行动起来，开始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各方媒体持续聚焦。10月26日，得到授权的番禺区市政园林局最后表了态：环评不通过一定不动工。当阿加西觉得转机来了时，传唤电话也来了。10月30日，包括阿加西在内，有4人被传唤。

　　阿加西说：“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业委会，那相对来讲，要比个人单打独斗好。假如业主委员会是代表了广大业主的利益，它就是一个法人。中国还是习惯公章，总比个人签个名要有效力。”不过，他也清醒地提到，业委会能成立起来，都会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或被物业公司收买。因为，在这次维权过程中，阿加西也找过其他已经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尽管同病相怜，但是并没有得到这个业委会的盖章支持。

　　“整个社会中包括我们自己，道德修养和公共精神都很欠缺。这影响到所有的公共事务都不能达到有效参与和利益协调。”回顾社区维权的种种经历，阿加西感叹道。

　　政府干预太多太细

　　因为毗邻香港，广州成为中国内地最早出现业委会的城市。但数据显示，广州数千个楼盘中，至今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在温秋华看来，公共精神缺失背后的制度因素不应被忽视。“即便成立了业委会，最后可能都会被收买。这种例子太多了。这种预期本身反过来会降低业主们的参与热情，公民社会怎么能发育起来呢。”

　　维权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政府的干预太多太细。有时候只是收集一些业主的签名意见，本是很低调很简单的一个个人行为，居然就能招致几十个警察，把收集签名的人都带走。

　　另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小区业委会、物业管理处在业主维权过程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增加维权的障碍—他们不会说反对，但可能会对业主的维权活动有干扰。比如在楼道里贴的通知或宣传单，第二天可能就不见了。有时候业主自发做宣传，发宣传单，有的小区就会有保安跟踪。这么多小区、楼盘的业委会，对这一次番禺垃圾发电厂的事全都没有出声，没做任何举动。业委会本是业主选出来、代表业主去争取合法权利的组织，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业委会的选举本身就很少是民众自发选举产生的，常常是管理处派一张表，业主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

　　广州丽江花园业主明天说，“维权的路真的很艰难。很多人都没想到，业主在做维权宣传的时候，政府会动用这么多的力量来干扰。这让我们感觉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政府一方面说要收集民意，一方面这么简单的签名活动都动用这么多的手段去干扰。甚至业主穿上自制的写有宣传‘保护绿色广州’字样的普通T恤也被认为是非法的。其实干扰厉害，业主的反抗情绪会更大。”

　　而在一些社会评论家看来，每一次最大触及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危机的发生，都是社区开始自治操练、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的最好契机。青年评论家徐达内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发表文章称：“番禺实在是一个公民参与社区共建的好标本，比厦门更好，更能够为公民共存的未来提供启示，带动更多人一起来思考自身的权利与责任。”在他看来，当涉及的难题是居民们摆脱不了的垃圾烦恼，而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化工项目时，更能考验公民学习自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