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凤：面向国家战略 推动科技创新

2009中关村论坛于11月12日召开，此次会议重点关注经济、环境、能源等世界热点难点话题，探讨如何用科技创新改善人类生活与促进社会发展。以下是搜狐财经在“第四专场:科技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专题”发回来的报道：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谢谢主席，感谢2009中关村论坛组委会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盛会，首先我自己对科技创新也没有很多的心得。其次，我更不是一个企业家，所以就更谈不上有企业家精神。但是我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邀请，很高兴愿意在这个专题来做一个发言，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那就是北京大学热情地支持中关村论坛的开展。北京大学希望在科技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重大的发展战略中发挥北京大学应有的作用，所以我来这儿参加会与其说是来做报告讲演，还不如说来表明一个态度，另外也是向各位同行和专家学习。

　　演讲的题目“面向国家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大概讲四方面的内容：全球科技创新的情况、金融危机下的科技创新、研究型大学跟科技创新的关系、北京大学的科技创新。

　　我们都清楚了，现在全球都在几乎创新，由新技术推动，由低碳转型的新世界正在形成，科技创新作为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安全引领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不断取得突破，成为全球性科技创新浪潮的主要推动力，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进入21世纪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科技突飞猛进互相交叉融合，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先进科研仪器的广泛使用，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认识不断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从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纳米尺度的界观世界、生态系统的宏观世界到星系的宇观世界，从非料瞬间到宇宙师表，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自我认识，在信息科技领域现有信息科技与信息量爆炸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强力地推动着微电子技术快速向纳米分子以至更深更微观的物质层次推进，未来信息器件与载体在尺度、形态、功能以及运行方式上都将发生质的飞跃。在生命科学领域由生物、化学、物理、信息、认知和复杂系统等所形成的生命科学已成为酝酿着新突破的又一个中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从整体和定量化的角度揭示生命奥秘的新阶段，认识高度复杂的生命系统迫切需要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实现方法论的突破。在物理发展领域最先进的宇宙观测发现占宇宙约96%的成分竟然是人类还不了解的按物质和暗能量，形成了物质科学上空一团不解的乌云。被称为20世纪物质科学大厦上空两朵乌云的黑体辐射谱和紫外灾难和光速不变催生了量子论和相对论，形成了人类新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这团乌云的最终认识必将推动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难以估量的变革。

　　第二，学科分化与交叉融合并进，传统学科不断地分化出新的分支，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地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孕育出新的学科生长点和激动人心的革命性创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与融合日益突出，例如所谓的NBIC会聚技术，是指当前迅速发展的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认知科学这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上述每个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其中任何几项技术的两两融合或者三种会聚或者四者集成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可能导致21世纪科学技术新的复兴。上述四大领域的互补关系有这样的描述，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这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的跨学科合作趋势。

　　第三，科技创新转化和产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际科技合作日趋活跃，人类基因组、超导、纳米材料等本属于基础研究的成果有的在研究阶段就申请了专利，很多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科技竞争以前移到原始创新阶段，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核心，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国际科技合作加快了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金融危机下的科技创新，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当前虽然面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典、芬兰等国家都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确立了健康、能源、环境、信息等优先领域，进一步突出了科技在促进经济繁荣和产业进步实现国强民富和可持续发展的优先作用。在OECD最近发布一篇题为《应对经济危机，开展创新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报告里研发、教育、绿色科技这三大投资政策成为各国在制订实现国力复苏创新和长期增长措施时所重点关注的政策对象。这些包括对科学研究和开发创新的投资，对人力资本、教育、培训的投资，包括学校、教师，对绿色技术和产业的投资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OECD国家在制订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时，在各个投资领域上的财政预算，其中科学研发和创新、教育、绿色科技成为各国财政政策的投资重点，从科教投入占经济刺激计划总投入的比重来看，许多国家的科教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都达到50%以上，比如澳大利亚科教投入占总投入的百分比达到了72.52%，德国占到65.26%，葡萄牙占到95.89%。正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讲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谁能在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我们必须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关于研究型大学和科技创新，1809年以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为标志，柏林大学摆脱乐天派中古学术传统，标举大学新理念，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大学注重发展知识，从此大学除了教学外还需要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维斯康森大学的教育改革又形成了以社会服务为核心的维斯康森思想，打破了传统大学的封闭状态，摆脱了象牙塔的束缚，开始直面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曾经占绝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如造船、钢铁、纺织及汽车等在与外国的竞争中纷纷落马，丧失了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单一领先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计算机、电子通信等高技术产业开始迅速发展，却面临人力资源稀缺、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美国政府认识到，学术机构积蓄着巨大的创业能力，要重振美国的产业与经济，必须出面引导，推动教育界和产业界人士结成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促进规范产业与大学之间合作行为的重要法案，比如1980年出台的《史蒂文森韦得勒技术创新法》、《百度尔大学与小型企业专利法案法》，1986年出台的《联邦技术转移法》，这些法案都是为了促进创新，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政府通过这些法案将知识产权下放，促使大学的技术成果顺利地转移给产业界，减少产学合作和互动的障碍。大学也改变了传统上秉持的研究策略，及其对科学研究的价值观，认识到大学研究所创造出来的科技必须符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大学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一些新的学术机构成立了，如研究中心、孵化器、R&D联合体、技术转让中心等。

　　19世纪以来大学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由洪堡改革维斯康森思想逐步引进到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结构，日益发挥着探究科学、开发技术、催生产业的功能。将大学产生的知识和技术辐射转移到经济活动中，这类大学在学术界被称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学。三螺旋结构的成功模式包括耳熟能详的美国硅谷、128号公路工业园和北卡罗那州科研三角园，值得中关村科技园借鉴，都是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建立的，将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把知识、资本、人才进行高度整合，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形成高技术开发与高技术产品生产综合基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应该义不容辞为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和人力资源支撑，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在改革开放30年里依托高校建立了13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0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69个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经费从1980年不足一个亿增长到2008年的600多亿。在改革开放30年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校总共获得了国家科技三等奖、二等奖以上436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二等奖178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50%，国家发明奖一二等将188项，占全国获奖总数的1/3以上，前几年是1/3，近几年上升到了2/3，国家科技进步奖也占到了全国获奖总数的1/4以上。1985年到2008年78900多件，年均增长率在23.8%，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40086件，年均增长39.3%，可见高校不仅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也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军，科技成果转化的强大生力军。我们的大学当然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为我们国家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的各级各类人才，同时我们的大学特别一批研究型的大学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科技创新任务，事实上他们已经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北京大学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坚持科学研究，面向国家需求和国际前沿，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至2008年，北京大学承担和完之了五千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所谓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所谓863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研究课题，共获得近50项国家级的科学技术奖励，其中王选院士和徐光宪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根据SCI基本科学指标ESI的统计，截止到2009年7月，北京大学已有化学、物理、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数学、植物与动物科学、临床医学、环境科学、生态学、药理学、毒理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等14个领域进入了全球科研机构前1%的行列。2002年北京大学只有四个学科，化学、物理、材料科学和工程科学是进入了全球的前1%，到今年7月份的数据北京大学已经从原先的四个学科现在有14个学科进入到了全球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面最好的1%的学科行列，可以看到北京大学整体的学科优势。王选院士和徐光宪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知道每年国家会评出两个科学技术奖，真正在大学得奖的时候还在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全国就是王选院士和徐光宪院士，他们都在北京大学。另外北京大学的校友在目前已经获奖的总数14个人里面有8个是北大校友，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是有传统的，而且是很活跃的。

　　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徐光宪院士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谢有畅的自发单层分散原理是注重理论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并取得技术创新技术转换的典型案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印刷业仍然处在铅字印刷年代，1974年国家设立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目的是要改变印刷行业这一落后面貌，王选和他的公关小组在研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之初就把用创新技术改造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作为奋斗目标，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先后研制成六代产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1987年开始走向市场并得以迅速推广应用。

　　1987年《光明日报》率先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出版了采用计算机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成为我国第一家废除铅排作业的报社，到1993年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欧美和日本著名厂商全部退出中国市场，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了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的时间从铅排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评为1985年和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7年和1995年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样运用技术跨越的方法，从1991年到1994年王选带领队伍不断抓住机遇，用创新技术引导市场，研发了远程传版新技术，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的计算机一体解决方案，从而引发了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徐光宪院士领导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实现了稀土萃取体系从设计到应用的一步放大，其研究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的单一稀土产量从1980年20吨猛增到2002年的四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5%一身，从而使我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稀土强国。进而指导稀土功能材料的研发，国家启动多项973项目，涌现多项高水平成果，并四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次自然科学三等奖，以及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其团队中先后有五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教授自己也在2008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面两项大家有所耳闻，因为他们俩都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自发单层分散原理，化学学院谢有畅教授基于自发单层分散原理的基础研究成果而开发的使用单层分散型氯化亚铜分子筛吸附剂分离一氧化碳技术申请多项外国专利，北京大学将此吸附剂生产技应用技术入股组建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历经近20年的不断开发获得成功，建成十多套装置，为国内用户提供大量廉价高纯的一氧化碳，生产大量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创经济效益数十多亿元，并且以为我国冶金等工业建成30多套大型变压吸附空腹制氧装置，直接经济效益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30多亿元。北京大学有很多的研究也有很多的成果，我们也特别希望和企业界的朋友们多跟我们交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你们最感兴趣的，这样北京大学可以针对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温家宝总理在11月3日向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提到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展望明天，北京大学将进一步面向国家战略，推动科技创新，结成产学联盟，为我国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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