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官不来，煤老板“戒欺”自勉

　　东方早报记者徐益平

　　昨天上午，“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主席台一侧，摆着“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代表”牌子的座位无人入坐。虽然有传闻称山西方面已派代表赶赴杭州，但会议始终都未见相关人员显身。“很遗憾，本来非常希望能听听他们的声音，”多位专家在发言时如是表示。

　　研讨会并未成为一边倒的“声讨会”。与会专家表示，山西煤改政策值得商榷，但出发点“应该肯定”。在山西煤改的方式上，各路专家针锋相对，使研讨会成为一场“专家交锋会”。

　　煤改政策出发点是好的

　　昨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如果说山西煤改是正确的，能否说土地资源、水资源都是国家所有，能否参照山西煤改的先进经验把房地产、小水电等同样重组做强？”

　　“不要轻易怀疑对方的动机，即便怀疑，也要在把事实层面的问题搞清楚后再下结论，”对此，知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表示，这些问题包括：如山西的产业政策不对，究竟不对在何处；浙江煤老板是否能达到整合的标准；定价到底应该怎么定等等。“如果不先搞清楚，马上就说"国进民退"，不是很妥切”，他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认为，山西的政策有一定依据：首先是国家的煤炭产业政策，其次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出台“反周期的政策”。

　　但他同时称，现在山西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目的和原则如何”，更应考虑如何去实现其所希望达到目的与原则。“很多事情往往目标很好、很漂亮，但一做却完全走样，违背原则、埋没目的。”

　　对于张曙光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表示认同。他说，目前的局面显然不是政府想要的，“但政府要做太多的事，一要发展，二要承担安全的问题，而矿难死人就要丢乌纱帽。”

　　尽管如此，史晋川表示，如果山西说煤改政策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利用开采煤炭资源、使生产更加安全，应给出一系列的数据，证明整合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如果说没有给出理由，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行政主导是否侵犯私权

　　但在如何看待山西“行政主导”的做法上，会议逐渐显现出“火药味”。一位专家甚至向另一专家发出“战书”：“你来写文章，然后我们再写文章反驳你。”

　　该话题争端始自于史晋川的观点。他认为，转型期的经济在产权界定上，留有计划经济和行政的尾巴。基于此，他对山西有关部门的“发包时是行政评估、行政定价，没有采取市场评估和招拍挂方式，所以现在整合时也应行政评估、行政定价”说法表示认同。“与经济适用房不让到市场上卖是一个道理，”他说，正因为行政和政府介入留下的尾巴，“给后面的问题带来很大困难。”

　　史晋川话音刚落，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立马回击：“对不起，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夏业良认为，首先，当初的行政发包、行政估价本身是错误的；其次，煤矿在经过浙商投资后，其实际资产状况已不一样，出现增值，“当然不能用以前的估价来衡量”。

　　“讨伐声”不断响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表示，山西政府无权决定煤矿的处理。“价格只要不是自愿的，任何给出的价格都是不合理的，一倍还是两倍的补偿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好比一瓶水，如果你出1万元我也不卖给你，强行拿走就是侵犯权益。”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冯兴元称，“我觉得很明确——这个产权即便是行政配置，到了我手里，就应该我说了算，必须按我的价格来操作。”

　　“兼并重组可以，但在这过程中，一定要采取市场行为，不能规定时限、规定价格，也不能指定重组对象，”张曙光表示，尽管中国目前是政府主导的经济，“但山西主导成这样，恐怕说不过去。”

　　浙江煤老板在山西的处境，与当地政策多变性有关——近几年，对于矿井规模，山西先后多次提高标准。“就好像盖房子，我按照你给的图纸，一层不行盖两层，两层不行盖三层，等全部建好后，却被告知道要拆迁，”一位与会的温州老板表示。

　　有意思的是，在专家交锋的同时，会场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晋商和浙商两大商帮各自代表人物的名言。一句是晋商乔致庸的“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另一句是胡雪岩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堂训“戒欺”。

　　“晋商是浙商的"老大哥"，同时浙江与山西两省关系一直非常好，浙江经济发展离不开山西的大力支持，70%的煤炭来自山西，”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解释，“我们想通过这个举动纪念晋商和浙商的代表。”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山西“应该向温州学习”。“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怕投资的风险，最怕政策风险，所以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